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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可轮到李诵吃惊了，一个从来都没有接触过报纸的人能一眼看到这一点，也太天才了，不过李绛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形象正在高大起来，继续说道：

“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若报纸真的办起来，朝廷的法度、人事尽为百姓所知，民智既开，就会对朝廷的许多做法产生怀疑，如此下去，臣害怕朝廷对百姓的控制力只怕会减弱。”

这是一个封建士大夫应有的担心，而凡事能看到利弊两面，不管什么时代，都是一个政务官应当具备的素质，李诵可不会像很多穿越的猪脚一样对李绛的反应一概而论，斥责为落后，愚昧，李绛不是穿越者，只能站住自己的历史坐标点看问题，而在这个历史坐标点上，李绛无疑看得很长远。

古代的中国由于地广人稀（相对而言）以及信息传播手段的落后，统治往往采取大方面控制，小方面放松的模式，用黄仁宇的观点来看，就是比较模糊的管理，像刘晏做转运使时那样每天派出快马前往四方了解物价的精细管理属于极度罕见。而模糊管理的问题是各地由于具体情况不同，在具体的做法上也会有不同，比如治理江南和云贵办法就不能一样，而这种不同一旦牵涉到利益问题，必然会引发纠纷。李绛的眼光，不能不说毒辣。

对此，李诵也是感到不可思议，但是吃惊归吃惊，李诵毕竟来自二十一世纪，政治智商不一定赶得上古代的这些牛人，但是见识上要广博无数倍。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保定某中专学校的学生因为毕业分配问题闹事，当时的国家主席刘主席在事态平息后就说，我们欢迎群众闹事，群众不闹事我们就发现不了问题，就会犯官僚主义的错误。在贞元二十一年冬天，李诵在紫宸殿语重心长地对李绛说：

“难道我大唐的百姓喜欢闹事吗？”

“不是。”

“难道我大唐的官员都是贪官墨吏吗？”

“当然也不是。”

“那么也就是说，只要朝廷的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就不会闹事。大唐的江山就依然是稳固的。如果百姓闹事，就说明某地的官吏治理上出了问题。有这样的压力在，朝廷就会小心翼翼，官员也会小心翼翼，只有上下都小心翼翼，国家才能政治清明，长治久安啊！”

李绛作为一时人杰，怎么能体会不到李诵言论的精妙之处呢？同样赞叹不已的还有当值的起居舍人裴度，和李绛一样，裴度也被赋予随时向皇帝提出意见的任务。据说李绛裴度二人出宫后在一起小聚，席间感慨道：

“如此一来，当官就不再轻松了。”

古人的生活就是再忙碌，节奏也不可能比现代人快。实际上到唐朝开国已经快二百年，许多事情怎么做都有定规，只要对上级负责就行了，相对而言压力不大，当官收入也高，生活还是比较优裕的。但是报纸真要兴盛起来，就等于上官和朝廷社会随时都有知道你做了什么事情的可能，就跟电话和网络普及以后的现代社会一样，再不法的官员都无法封锁信息的传播，因而一个又一个贪官倒在因特网上。李绛裴度都是有长远眼光的人，自然能看到这一点。

不过感慨归感慨，李绛的办事效率还是很高的，很快就从韩愈那儿找到了几个名望极高的落地士子，说起来两人都不是无名之辈，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一脸寒酸样，是大名鼎鼎的孟郊孟东野，“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作者，一个是韩愈的得意门生李翺，韩愈的名文《师说》就是为他而写。除此之外，李绛还捞到一个著名的文人，王建。

王建，字仲初，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家贫，“从军走马十三年”，居乡则“终日忧衣食”，四十岁以后，“白发初为吏”，沉沦于下僚，任县丞、司马之类，世称王司马。他写了大量的乐府，同情百姓疾苦，与张籍齐名。不过王建此时从军走马的生活才过了八年，因事来长安公干，听韩愈说有这等好事，就弃了那小吏不做。李绛挑选他，是看重他的经历够丰富。王建，孟郊，李翺就专门负责其事。

除了这几个主编外，李绛还网罗了一些特约撰稿人，韩愈自然是当仁不让，和王建齐名，刚刚被韩愈推荐为国子博士的张籍也是其中一个，此外还有白居易，元稹、陈鸿等人，后来还有一个二十五岁的和尚叫无本的，也跟着凑热闹，真可谓阵容强大，光凭这些人的号召力，这份报纸在士子中就可以通吃各个阶层。

不过影响这份报纸的关键因素在于纸价和印刷。后人都喜欢藏宋版书，原因何在？质量太好了。纸张里加香料，开卷有益，藏书多的就成了书香门第，印刷精美，写字模的名家很多，雕版的质量也好，比如欧阳修的文集，字模可是苏轼写的，能不吃香吗？不过办报纸显然不能走这样的精品路线。李诵的打算是扶植他们走一阵，然后让他们自负盈亏，再接着每年向内府交一笔钱，这样的条件李诵是面不改色心不跳提出来的，李绛没想到皇帝如此有辱斯文，一时目瞪口呆，忘了驳斥，接受了这个在众人眼中的不平等条约。

所以这份报纸一开办，就首先考虑起经费问题，孟郊愁眉苦脸的提出咱们从一开始就要节省经费，被王建豪气干云的否决，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