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仁这个“帅”，实际上，他们的诡辩也有不少有模有样的“证据”，比如，在日本政府、日本军队的官方文件里几乎找不到裕仁亲口下达命令的记录，裕仁在重大决定上的指示都是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也很简单：第一，世界上此时有不少君主制或君主立宪制国家，皇帝和国王还是不少的，但在这些皇帝、国王里，只有日本的天皇自称“不是凡人，而是神的后裔，是活在现代人世间的神”，全球只此一家，别无二者，从而造成了日本君王和别国君王的截然不同，别国君王因为是凡人，可以像正常人那样跟手下的大臣们、将军们共商国事，可以像正常人那样有喜怒哀乐，但日本君王因为是“神”，所以要保持“神秘莫测的神秘感”，不能轻易地抛头露面，就算抛头露面了，也要像神像木偶那样面无表情、沉默寡言，最终使得日本的官方文档里极少存在裕仁亲口交代某事下达某命令的记录，就算有一些，也被日本官方给销毁了；第二，裕仁十分精明，他知道日本不是真正的列强大国的对手，在挑起战争时，他就已经想好战败时的退路，日本政府、日本军队都可以在战后作为替罪羊舍弃掉，但直接关系到他个人权益的日本皇室是不能在战败时遭到秋后算账的，因此，以他本人为首的日本皇室在战争期间刻意地伪造了一种“置身事外”的假象，他自己在战争期间极少直接指挥战争，原本是日本陆军最高首脑的闲院宫载仁亲王、日本海军最高首脑的伏见宫博恭亲王都在战争爆发前被解除了军职（这两个亲王大将分别成为日本陆海军的最高首脑正是以裕仁为首的日本皇室跟元老重臣争夺权力的结果），藏身在幕后进行间接的战争指挥，从而让外界认为战争只是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队挑起的，跟日本皇室没关系，日本皇室就算有所牵连，也是身不由己的，是“无辜”的。裕仁知道“祸从口出”这个道理，他为了避免在战后被抓住他的话柄证据，所以极少说话。由此可见，裕仁其实是一个十分狡猾的人。

裕仁的心思和他玩的这些手段瞒得过别人，可瞒不过蒋纬国。蒋纬国清清楚楚，裕仁正是最大的日本战犯，这个当代最大的神棍虽然没有亲手杀过一个人，但却有无数人特别是无数中国人因为他的欲望和野心而死，中国在战胜日本后，将其千刀万剐都不为过，但经过反复深思熟虑，蒋纬国还是决定放弃跟裕仁秋后算账，不把矛头直接对准裕仁。蒋纬国这个决定绝不是因为害怕杀了裕仁后会带来多么多么严重的后果，杀了裕仁，七千万日本人拼命到底，这在蒋纬国看来根本不足为虑，甚至让他求之不得，日本人战至最后一个人等于方便南京军把日本人杀至最后一个人，蒋纬国下达这个决定只是因为留裕仁一命可以让中国获得更多的利益，仅此而已。留裕仁一命，比杀了裕仁更能让中国在裕仁身上、在七千万日本人身上、在日本国身上获得最大化的利益。蒋纬国留裕仁一命，跟司马昭留刘禅一命、司马炎留孙皓一命、赵匡胤留李煜一命是一样的，这也是蒋纬国已经成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的体现，作为政治家，国家利益是至高无上和独一无二的，个人情感在国家利益面前根本是不值一提。

因为蒋纬国的明确指示，南京军对日军和全体日本人展开宣传攻势时只把矛头针对“东京的战犯集团”，没有针对裕仁本人，对于裕仁，南京军进行了“回避”，在必须提到裕仁时也不对其进行否定和辱骂（肯定不会进行夸赞）。

蒋纬国的决定是十分高明的，堪称一举多得，首先，极大地起到了拉拢日本人的效果，日本人极度死硬顽固地迷信着天皇，认为天皇是“神”，既然是神，那就肯定是“绝对正确”，南京军没有否定裕仁，显然让日本人在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释怀和缓冲；其次，对裕仁本人也起到了极好的暗示作用，裕仁肯定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了南京军的宣传攻势，他必然敏锐地从南京军展开宣传攻势使用的口号中嗅到了对他有利的含义：南京军不打算对他本人秋后算账，南京军的目的是消灭日本现在的政权集团，全面地改造日本，新日本仍然是天皇制国家，他本人的生命、权力、利益是不太会受到影响的，日本“传承三千年的皇道大统和尊贵国体”也很有可能不会被废除。在裕仁看来，日本本土被战火摧毁成一片焦土、日本军民死伤无数、日本政府被颠覆、日本被改造…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本人和日本皇室的皇权能不能得到延续，只要这一点有了保障，那么，这场没希望的战争就没必要坚持下去了，投降也没问题。

蒋纬国这一手不但瓦解了越来越多的日本人的抵抗信念，也极大地动摇了裕仁本人的抵抗信念。

1945年2月12日，中国农历甲申年除夕。这一天，中国的辽阔领土内一片喜庆的气氛，五万万中国人一起喜气洋洋地迎接着中国人的新年，而战争全面胜利即将到来的喜悦让这个春节在喜庆气氛上得到了锦上添花。同日，在被南京军全面占领和控制的日本北海道的首府元敬（札幌）的郊区的一处新建军营里，一起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正在发生着。

纷纷扬扬的雪花中，张发奎一身戎装地屹立在军营操场前的一处高台上，整个人渊渟岳峙、不怒自威，在他面前，一千多名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