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败报明廷论军计，筹备期内阁换首辅

辽东军平壤败报传至京师，一时间京师各部衙门尽皆知晓，众说纷纭，但对辽东军擅自出战遭至大败一事引百官上奏弹劾，另一面万历帝也收到了来自东厂及锦衣卫的密报，对祖承训之败也颇感吃惊，急令召内阁赵志皋、张位、兵部尚书石星、锦衣卫指挥同知许茂橓及李如桢五人入宫。

面对万历皇帝质询，内阁首辅赵志皋回奏：“辽东军擅自出战，反遭大败，有损国威，百官愤慨，纷纷上疏请旨将蓟辽总督蹇达、辽东巡抚郝杰、总兵杨绍勋、败将祖承训等罢官治罪。内阁以为辽东军此败仍有诸多可议之处，而辽东军擅行调动一事，两千兵马以探敌寇虚实也在地方督抚权限之内，如何议处还请皇上圣裁。”

万历皇帝对百官弹劾辽东擅自调动一事并不赞同，便说道：“边情频繁，战机瞬息万变，朝廷这才给予督抚加衔有调兵之权。若封疆大吏不能临机应变，事事请奏，边防重地早已尽落敌手！这些官员不懂这个道理，区区两千兵马就弹劾擅自出战，朕不愿理会腐儒之见，但杨绍勋所奏平壤败因与东厂锦衣卫密报多有不合，赵阁老，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赵志皋见皇上提及密报，心想祖承训所言应多有不实，便向皇上答道：“老臣以为杨绍勋所奏中应为祖承训推脱之词，祖承训立功心切，轻敌冒进，中敌奸计，败军辱国恐有灭门之罪才有此上奏。而杨绍勋对祖承训深为倚重，对朝鲜之事难免偏袒。”

随后石星也说道：“臣赞同赵阁老之见，而军情不实与祖承训此败也大有关联，据报朝鲜各地多有倭兵岗哨，倭寇多集中于城内，飞骑探查有限，多被倭寇察觉驱逐，朝鲜对国事早已失控，军民奔逃，对倭寇兵力数万十数万者众口不一，难以打探倭寇实情。即便皇上再次下旨令祖承训领兵救援，恕臣妄言，恐也难逃一败。”

既然不追究擅自调兵一事，但兵败平壤总得有个议论，否则内阁也难以自处，想到这里一旁的内阁张位则说道：“皇上圣明，能洞悉平壤败因有虚，能辩督抚临机应变之责，但细论追究，辽东难辞其咎，百官上奏不断，若不对辽东施以惩戒百官又难免非议，请皇上明察。”

万历帝心想也是，眉头一紧：“既如此，让蓟辽总督蹇达不必再于辽东任职，罢官回京，日后改调兵部侍郎，协理军务。巡抚、总兵一干人等罚俸申斥，令祖承训戴罪立功领兵五千驻扎边境并派遣卫队保卫义州威慑敌寇。”众皆领旨。万历帝又说道：“据锦衣卫回报，倭寇曾给朝鲜传达国书其中明确载有入侵大明之意，许茂橓可有此事？”

许茂橓奏答：“确有此事，锦衣卫骆思恭在辽东盘问朝鲜使者李德馨时，李德馨曾拿出此国书，当时查验真伪确系倭寇所用，比对内容与李德馨所言并无二致，倭寇首领丰臣秀吉欲借道攻明，才数次假意以上贡之名诱骗朝鲜，朝鲜不肯，倭寇恼羞成怒，这才先行攻占朝鲜。臣以为倭寇本意便为吞并朝鲜、大明而来，无论朝鲜借道与否，倭寇都将攻占朝鲜再攻辽东。”李如桢则亦认为倭寇猖獗，恳请万历能准许辽东兵能戴罪立功。

张位对此不明其意：“若倭寇为攻我大明兵分两路，海路直至天津岂不离京师更近，为何非必先吞朝鲜？”石星解释说：“若不经朝鲜直去天津，海路凶险，天朝海防远非朝鲜可比，天津至京师皆有重兵把守，倭寇来此岂不自寻绝路？或倭寇确有水陆并进之意，但据报在朝鲜罗道海域倭寇水军连番被朝鲜水军所败，难以轻进，一筹莫展。”

万历帝说道：“如此看来，倭寇之意实指大明，倭寇袭扰东南为害甚广，朝廷令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等人领兵多次征剿终在嘉靖朝数剿灭，海路肃通。时隔三十年，朕还以为倭寇已悔过自新，向心王化，不想竟如此丧心病狂，倭酋丰臣秀吉听闻不过乡野贱民出身，僭越悖上，竟胆大包天。此次必出大军征剿，一劳永逸。尽上国之责，宗藩之义。痛击倭贼，断其非分之想。相助朝鲜复国，勿遗子孙疆患。只是倭寇实情不详，西北之乱未结，此次应指派何人为主官？出多少兵马前去为好?”

石星见万历帝决意发兵，但综合国内实情仍有诸多难处，石星奏答道：“皇上，臣以为倭寇虽军力不明，但想必不在少数，再打探清楚之前，征调兵力宜精不宜多，且西北之乱未平再开大战，于国库负担过重，不如待平定哱拜之后，令李如松为提督总兵官，领其宣、大精兵会合辽东铁骑援救朝鲜，初期臣以为四万之数联合朝鲜剩余官军足以应敌，待探明倭寇虚实再发大军一举歼灭。”

万历帝问道：“现在兵围宁夏不知何时可破，朝鲜王室被倭寇逼迫有旦夕之危，如何等得西北平定之后再援朝鲜？”

石星答道：“臣曾为户部尚书，臣之所念也是为国库着想，哱拜已成瓮中之鳖，无论如何挣扎皆败局已定。军需筹备、精选兵将、集结会师颇费时日，且在西北平定之后尚需休整，加之平日政务极多，待可入朝作战臣估计需用四至五月可备周。据报倭寇如今于平壤一线寸步不前，一方面受水土之疾及后方骚扰，急需稳固。另一方面也对我大明深有顾忌不敢轻易言战，照此估算朝鲜再撑百日也无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