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洼乡上的干部在册的总共有三十几名，除去因故不能上班的，实际在岗的也就不到三十个人，其中各类七站八所和乡上的副职以上领导干部就占了十几二十人。刘荣刚分到乡上的时候，年轻人总共只有五名，刘荣二十出头算是最年轻的干部。后来，县上又陆续给调配了几名大学生，牛洼乡上的年轻人才算是多了起来。

这一年，县上从普通中专院校又招考了一批事业编干部，牛洼乡一下子分来了七八个，整个乡政府的院子也变得有活力起来。房间住不下，新来的年轻人就俩人一间，凑合着住。不想，没过几个月，这些年轻人调走的调走，辞职的辞职，真正剩下的也就只有三两个人。

人少并不是多大的问题，问题是乡上除了个别干部的家属外，连一个女干部都没有，这让乡上的小伙子们多少有点无奈，工作之余，大家就聚在院子里，弄个录音机，放大声音，嗨嗨落落的吼着港台的情歌。

一些老同志见了，就在一旁笑，也有人出招，多往学校跑啊。没有办法，牛洼乡的条件在县里算是山区，排名倒数第二。倒数第一的是隔壁乡镇，据说原因是那个乡镇只有五个村，而且每个村的人口都少的可怜。而牛洼乡好赖还有六个村，人口相对多一点，所以才没排到最后。

这样的条件，稍微有点关系的人，是绝对不会到这里工作的，即便是来报到了，也不过是过渡一下，待段时间就走了。为此，乡长吴红军也很头疼，每次分人的时候，总是大发雷霆。刘荣记得，自己刚报到那一天，吴红军在办公室给人社局长打电话，嗓门很大，大意是：怎么又给我塞个人进来了，待又待不了几天，你干脆别给我分人了，我这一个人也不要。刘荣当时听了，不明白什么意思，心想，这乡长啥意思啊，自己刚来还没咋样，咋就赶人走呢。

今年分来的年轻干部，在好几次会上，吴红军安排工作时都会敲打敲打。有一次，因为工作推进不顺利，吴红军在会上说：“现在的年轻干部，吃，吃不下，住，住不下，跟着老同志下村去处理事情，老同志在那被缠住脱不了身，而我们的年轻同志竟然还爬在树上摘杏子，上去了还下不来，你能干了干，不能干了卷铺盖卷滚回去。”当时散会后，好几个年轻干部就闹情绪，不想干了，想走人，有些干部说，他长这么大，他爹妈都没这么骂过他。

吴红军的表现说明了乡镇干部的土，但是却土的接地气。刘荣一开始也不习惯，后来时间长了，慢慢也就理解了吴红军。吴红军还有一个习惯，每天早上吃过早饭，手里捧着一个茶缸子，就开始满院子转悠，转悠的目的主要是看哪个干部还没有下村去而躲在房子里。如果让他发现谁还没有出发，指定在院子里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骂。

乡上的文书小武，有一次聊天的时候说，这两年多少还算是分人了，前些年好像说是连续五年不进人，所以导致乡上的干部都快断代了。刘荣工作已经一年多了，对小武的话自然很是理解。县里的财政状况很不乐观，到现在每个干部每月都只发200块钱生活费，何况是前些年，乡上的七站八所都是要靠乡财政来供养，那困难可想而知，进人咋养啊。

说是有一个笑话，这个笑话如今好些体制内的老同志都知道，但是很多人却不知道笑话出自哪里，其实这个笑话就是牛洼隔壁那个乡镇在好些年前发生的真事。那个乡镇因为财政也困难，整个一个乡也没啥财政收入，加之干部在编的人头又少，就算是想在干部头上通过开会迟到、工作任务完成不好之类的名堂扣点费用都不容易。

怎么办呢？乡长每天愁的是觉也睡不好，饭不吃不香，因为接待，乡上唯一的一家小饭馆的欠账都拖了十来年了。有一天，他看到乡上院子里拉磨磨面的驴，突然想了一招，他念在这头驴在乡政府院子年年月月的劳累拉磨，给毛驴起了个名字叫“驴有功”，换成人的姓氏叫“余有功”，然后入编造册，报到县上，成为一名乡镇招聘干部。就这样，“余有功”也算是真的有功，每个月定期能领到一个人的工资，乡上便把这个钱用来化解一些债务。后来，过了些年头，有一天，县上领导在检查人社局工作的时候，翻出这个乡的人事档案，看到了“余有功”的工作鉴定，领导觉得，这个“余有功”能够扎根山区这么些年，应该给转个正，调调岗，提拔提拔，于是派人到这个乡去考察。考察组的人到了乡上，让乡长去叫“余有功”来谈话，但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人，后来，乡上看瞒不下去了，只好把真实情况给考察组做了汇报。这样一来，真相大白，“余有功”的事情也就传遍了当时的体制内，成为一个笑谈。

再说回来，今天的牛洼乡其实已经好了很多，但相对前塬的大乡镇自然还是差的太远。牛洼乡迟迟不能分来女干部的事，不光是小伙子们着急，乡长吴红军也是很着急，毕竟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你这都是干干的小伙子，管理上也不好弄。

这一天，乡上正在吃早饭，文书小武跑进饭堂来，兴冲冲的喊道：“知道吗？给我们分来了一个女干部。”“真的？”小伙子们坐在这一桌倒还没吭声，副职们的那一桌有人就赶紧发问。“那还有假，刚县上打电话说明天就来报到。”小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