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兵权就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尤其是在皇帝与大将之间，出现猜忌的事情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各朝开国的皇帝，对于开国元勋的武将，都是采取抑制的态度，刘邦是一个一个杀，汉初三杰是一死一伤一退隐（大将军韩信死，萧何自毁名声，张良激流隐退），也把帮他打天下的其他武将诛杀殆尽，彭越、英布等等。只留下对自己最忠心的和他认真没多大本事的功臣。但是他对文官倒很仁慈，因为他是参加农民起义，通过战争推翻秦朝统治的。

朱元璋就更狠了，直接是一批一批的杀，以至于后来朱棣谋反的时候，朝廷基本没有什么可以拿的出手的大将。洪武四大案，直接把开国元勋杀了一个彻彻底底。

空印案是发生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有争议或1376年），因空白盖印公务文书而引发的案件。此案在当时受到朱元璋相当程度的重视，并因此诛杀数百名相关官员。本案实为一个冤案，然而其影响之广，范围之大，实属罕见；胡惟庸案发生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它是指洪武帝诛杀宰相胡惟庸事件，随后大肆株连杀戮功臣宿将，此案牵连甚广。胡惟庸被杀，朱元璋罢左右丞相，废除中书省，其事由六部分理，从此中国再无宰相一职。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再兴大狱，有《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乘机又杀了几十家的权臣勋贵。李善长、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金朝兴、叶升、毛麒、李伯升和丁玉等人，都因与胡惟庸有勾结而被处死。其中位居“勋臣第一”的太师韩国公李善长，在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始发时，因为元勋皇亲，已免于追究，但10年以后，有人以李善长与胡惟庸共同谋反，朱元璋顺水推舟，将李善长一家七十余口一律处斩。；《明史·刑法二》在记载郭桓案的起因时，曰：郭桓者，户部侍郎也。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与桓为奸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蓝玉案发生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是明太祖朱元璋借口凉国公蓝玉谋反，株连杀戮功臣宿将的重大政治案件。朱元璋借蓝玉案彻底铲除了将权对君权的潜在威胁，将军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洪武二十六年二月，锦衣卫指挥蒋瓛告发蓝玉谋反，朱元璋就将他处斩，并族诛了三族。平时与蓝玉关系莫逆的许多将校，也都被定位“逆党”，遭到了抄家灭族的下场。当时因这个案件而被诛杀者多达1.5万人，军中的骁勇将领差不多都被杀戮殆尽。朱元璋还手诏布布告天下，并条例爰书为《逆臣录》。列名《逆臣录》，有一公、十三侯、二伯。

唯一一个态度相对比较好的是杯酒释兵权的赵匡胤了，但是重文轻武的代价就是，宋朝的军事是真的拉胯，依赖文官管理军队执掌兵权。典型的明朝和宋朝。明朝内阁制调度兵部权利，皇帝命令偶尔是不能很好的执行下去，出兵出点岔子也不是不可能。或者粮草或者军械。宋朝就更不用说，虽然有逾越布阵图布置出阵的将军取胜或者皇帝奖励，但是下一次皇帝还是会使用布阵图远程遥控。宋朝几百年，一直是文官管理武将。就像是让踢足球的管理体操的，不专业永远不专业。这类管理方式，就是军队获胜战果不大，失败就是彻底大败，甚至被打出了靖康之耻，直接是丢人。

如何处理兵权的关系的重要一点就是，兵是听皇帝的，还是听将军的。

蓝玉案中，士卒们听从蓝玉的调遣，不听从朱元璋的调遣，所以后面的蓝玉被清算了；同样，年羹尧里面，军权在握，士卒只知将军，不知皇令，所以年羹尧也被清算了；至于周亚夫，也有这种异曲同工之妙。

除非主公是秦王李世民那种bug级别的人物，能文能武，李世民的经典战役有很多，秦王时期，浅水原之战平定陇西薛秦；击败宋金刚，刘武周，收复大本营；虎牢一战，一举歼灭王世充和窦建德，统一北方。太宗年间，灭亡东突厥，横扫吐谷浑，重创高句丽。唐太宗李世民的一生就是战斗的一生。而这其中最为经典、最为后人惊叹的就是虎牢关一战。

“太宗十八举义兵，白旄黄钺定两京。擒充戮窦四海清，二十有四功业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这是古人赞美唐太宗李世民的一首诗中的几句，非常形象地概括了李世民的一生功业。

从这样来看，霍去病对待士卒的方式就是历代皇帝心目中最理想的样子，他对士卒不好，士卒对他没有依赖性，自然不可能存在跟着他造反的想法。关键的是，他还能打胜仗，这不就是最好的理想状态。

“界限？”张泉在不断的想着，目前来说，刘备不可能因为兵权的事情就发生矛盾，那就只能说的关于攻打益州的事情。

而且刘备是一个比较仁慈厚重的君主，从刘备与黄权的故事就知道了。刘璋与刘备交恶后，黄权始终不愿投降，等刘璋投降之后，黄权才随主投降刘备，黄权此举让刘备很看重他，汉中之战前，黄权就曾向刘备进言：“如果失去汉中，则三巴之地就会受到威胁，这就割去了蜀地的大腿与臂膀。”刘备于是立即派黄权率众进入巴中。因关羽大意失荆州，吴蜀交恶，刘备称帝之后，准备讨伐孙吴，黄权劝谏刘备：“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当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