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2月，我开始在南宁市公安局青秀公安分局刑侦一大队做法医，上任不到一个月就遇到了一件奇案。

那天上午，我们接到群众举报，有个老人在小区里上吊自杀了，可他们怀疑现场是被伪造的。死者叫姚大勇，已经70岁了，身体不好，常年背药罐。群众反映，姚勇喜欢在小区的树下与老年人们打牌，当天还没察觉他有异常情况，谁知道第二天就惊闻他自杀了。姚勇的妻子前年去世了，他只有一个儿子，儿子经常抱怨没时间照顾老人，因此大家就怀疑是死者的儿子行凶。

技术中队一行人赶去现场时，死者姚勇已经被儿子从高高的水管上放了下来，并清理了现场。由于死者儿子不知道我们会赶来，他对此很惊讶，也很生气，对围观的群众一顿痛骂，指责他们横生事端。这种情况很常见，但正如英国作家丁尼生所言：Itisbettertofightforjusticethantorailattheill（中文意思：与其责骂罪恶，不如伸张正义）。

我静下心来，只看了一眼尸体，当即就瞧出了问题——死者不是自杀的，现场是被人伪造的。那我是怎么看出来，死者并非自杀，而是他杀呢？

这一点，我首先要纠正一下，电视剧给大家长期造成的一种误解。很多演员在拍戏时，伪造他人的自杀现场，通常都是从死者身后窜出来，并拿着一根绳子将人勒死。我后来办过许多案子，很多罪犯也是凭这种错误的印象，这才在犯罪过程中被逮住。在现实中，如果一个人真的下决心上吊自杀，那么尸体上的勒痕应与地面垂直，至少接近80度到90度。否则，凶手杀完人再把尸体吊上去，傻子都能看出破绽，因为勒痕会不重叠，而大部分演员拿了绳子就是从人家身后使劲往后勒。

姚大勇的儿子听完的讲解，当场否认杀过人，还声称他昨晚加班，但无法提供不在场证明，因为公司里只有他一个人，公司也没安装过监视器。死者的儿子坚称自己是亲白的，可房门没有撬锁的痕迹，一切都像是熟人作案。经过走访调查，我们得知姚大勇平时只与邻居们在楼下打牌，极少请人进屋里做客，能自由进出姚家的人只有姚家父子。

为了侦破此案，我们就找来案子里最重要的证据，即勒死姚大勇的麻绳。麻绳是姚家绑蛇皮袋用的，一起有两根，其中一根被用来实施犯罪了。我们无法在麻绳上提取指纹，因为绳子太粗糙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提取DNA，作为案子的生物物证。

DNA是脱氧核糖核酸的简称，是存在于生物细胞中的遗传物质。由于个体间的DNA差异及遗传规律，DNA鉴定在侦查破案和司法审判领域中具有极高的识别率。因此，有人将DNA称为“特别证人”。

在这里，我又要向大家作一个介绍，那就是中国法医的DNA发展历史。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公安科技百废待兴，法医物证技术更是设备简陋、技术单一，只能看看细胞，查查血型，根本无法直接认定嫌疑人。DNA在中国首次用于实际案件检验，那是在1989年9月，之后一个叫叶健的人研究出两步裂解法，在强奸案及强奸杀人案件的侦破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DNA技术和检验标准是在2001年后才渐渐普及的，真正于国范围内将DNA技术用到刑侦中，也是在那之后。

如果我没记错，2006年9月29日，南宁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三基”工程建设的DNA实验室才正式亮相。事实上，当时这个DNA实验室已有4年的成长过程，南宁市公安局利用DNA检验技术破获的首起案件，是在2002年6月底。那时候，刑科所只有一套DNA检验设备，两名DNA检验员。

话说回来，我们提取麻绳的DNA后，立刻与姚大勇儿子的DNA样本做检验及比对。一开始，姚大勇的儿子并不同意采集他的DNA样本，以为我们要陷害他，在知道这能排除他的嫌疑后，他才欣然应允。

在很多罪案剧中，技术人员总是把沾有样本的棉签头往试管里一丢，摇一摇然后送到机器上去，电脑屏幕上马上就能弹出一个硕大的比对结果“MATCH”（符合），但那些都是戏剧化的描述。其实，仅仅是检材的提取，就是极其繁琐的环节。试验时，法医们拿起剪刀，将携带检材的物件剪成小片放入离心管，进行分离纯化，然后对DNA片段进行扩增，最后进入DNA图谱分析。一套流程走下来，至少要花费12个小时。如今，为满足侦查办案的实际需求，鉴定时限已由原先的30个工作日转变为3、5天。若换作以前，等一个鉴定结果能把人等死。

几天后，我们从DNA实验室拿到了结果，可却出人意料。麻绳上的DNA除了死者的，还有另一个人的，可那个人并不是死者的儿子。如此一来，姚大勇的儿子被证明是清白的，可凶手是谁呢？谁还能自由出入姚家？

我拿起犯罪现场的照片看了又看，终于发现了一个问题，并再次到现场去确认。在死者家中，饮水机的水桶是满的，一点空气都没有，这说明水可能是刚换上的，死者一口都没来得及喝就被杀害了。一查之下，我们找到了一位名叫吴优的送水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