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30年，即公元1941年，旱蝗灾害开始轮番袭击山东。整个山东境内，粮食欠收，灾民增加，生意难做，市场萧条，哀鸿遍地。

距离济南府百里外的介城县城。

因为正是春忙季节，虽然天不佑人，但佃农们还是尽心尽力地忙着挑水浇地插秧补苗，以期用努力的劳动来换得来年的一口救命粮食。萧索的县城街道上人烟稀少。

与萧索的县城街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东的大财主刘耀宗家：朱漆大门洞开，门口彩幅飘飘，门里门外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今天是刘府男主人刘耀宗六十大寿的生日，刘府正在举办声势浩大的生日宴会。

满面春风的寿星公刘耀宗一身暗绛红色的长袍马褂，头顶同色的瓜皮小帽，和夫人朱氏凤英一前一后站立在大门右侧，笑脸相迎前来祝寿的亲朋好友。

虽然刘耀宗已年满六十，由于他长期养尊处优，吃喝不愁，从小又没有遭受过日晒雨淋之苦，在周围看热闹的菜色百姓的陪衬之下，刘耀宗看上去要比同龄男人们年轻很多，身上不但没有风残蚀骨的老年像，反而更像一个五十出头的翩翩中年男人。

夫人朱凤英倒是一副提前进入老年妇女的架势，虽然打扮得花枝招展，可是浓粉重抹也掩盖不了脸上的垂暮之像：皮肤松弛，皱纹，眼袋，连刺鼻的头油也散发着老年人特有的味道。

“少夫老妻”一直是朱凤英的心头大忌，虽然她只比夫君刘耀宗大了四岁，可总有眼瘸的陌生人把他们当成是两代人。据说夫妻两个还因此闹过一个笑话。

几年前，两人携手去邻县县城走娘家。在买水果的时候，水果老板可能为了讨好买主，就随口对太太朱凤英说：

“大娘，您老好福气，年纪轻轻就有这么大的儿子了！”

朱凤英当时脸就变了，水果也不买了，指着水果老板就是一顿痛骂。幸得刘耀宗和周围群众相劝，朱凤英才怒气冲冲地扭头回了婆家：心情不爽，娘家也不去了。

朱凤英这么多年在夫家，一直稳坐头把交椅。有娘家老爹的官位在头顶压着，这么多年，刘耀宗从来没敢在老婆面前扎过翅，一直妇唱夫随的。尽管朱凤英生下五个闺女，刘耀宗也从来没敢老婆面前主动提过纳小的事情。要不是婆家两个哥哥刘耀祖刘耀邦逼迫丈夫刘耀宗过继他们的儿子，觊觎自家的财产，作为刘府女主人的朱凤英咽不下去这口气，虽然心里一万个不愿意，但为了维护自家利益，对抗两个大伯哥的欺负，朱凤英主动提出了要为丈夫纳小生子的建议。

刘耀宗在介城县城是个神一般的存在：县城附近凡是能种上庄稼的良田，几乎都是刘家拥有或出租的，在整个介城县城内，凡是想通过种庄稼来谋生的佃农或个体户，几乎没有不仰仗刘府鼻息的。

刘府主人刘耀宗在介城的威望一点儿也不啻于当年的县太爷。刘家不但财大气粗，而且刘耀宗从小饱读诗书，为人谦恭有礼，对下人和佃户们也不像其他地主老财那样刻薄，所以在介城口碑还算上乘。

据刘耀宗自己讲，他们祖上曾是汉高祖刘邦的嫡系分枝。多年以前一直在湘鄂一带迁徙流浪，最后才选择落脚在孔孟之乡的齐鲁大地，立了身，安了家。

其实刘家这段历史是不是真的，无人能够取证。但在介城，但凡年龄上了七八十岁的老人，都知道刘耀宗的老爹刘大锤的发家史绝不是什么皇家子嗣延续，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介城府衙的衙役。

刘大锤在府衙的地位很特殊，他不是一般打杂的衙役，而是一个在县衙大堂上往下传令的“传令役”。

据老一代的知情人讲，过去的县衙大堂，是不能当堂杖责(也就是俗称的：打板子)犯人的。因为大堂是县太爷办公的文雅之地，容不得粗鲁野蛮的杖责行为，那样会有辱县太爷尊崇斯文的身份。所以县衙在大堂外设立了专门邢责犯人的场所。一旦给犯人定下大罪，就让犯人在堂外的邢责厅候着，等候“传令役”报数县太爷定下的挨杖责的数量即可。县太爷和挨了杖责血肉模糊的犯人是不能见面的。

这就为“传令役”刘大锤积累财富创造了极佳的条件。犯人家属为了让亲人少受一点被板子抽打的痛苦，就暗地里偷偷给刘大锤塞“红包”，让他少传几下打板子的数目。由于大堂和行邢厅之间隔着距离，所以就算刘大锤少传一些打板子的次数，也没人能识破里面的猫腻。再加之刘大锤口舌生花，能言善辩，上下通吃，干了那么多年的“传令役”，不但毫发无损，反而积攒了一大笔钱财下来。

虽然有了大把的钱财，但生性节俭吝啬的刘大锤还是改不了省吃俭用的苦出身脾性，甚至拉泡屎也得拉到自家田里去。他不舍挥霍浪费，而是把大笔钱财用在了买田置地方面。

几年功夫，刘大锤不但买下了介城周围方圆几十里地的田地，后期还在济南府内买下了大批商铺店面，出租租赁，套取租金。

等到他年老体衰生病归西的时候，刘家已经成了介城数一数二的大财主，甚至在济南府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刘大锤有三个儿子。早年大儿子刘耀祖和二儿子刘耀邦都抢着霸占了济南府内老爹买下的商铺店面，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