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地摞在站台上，几个日本兵端着长枪在监视工人装车。平常的货物日本人是不监视的，看起来这批货就是洪振海盼望的军火。

庄永璞忍住激动的心情，疾步走上前去，笑着跟日本兵打了个招呼：“太君，过来的看看。”日本兵看他戴着大檐帽，是车站上的工作人员，便乐得清闲，说了句：“你的，好好的！”几个人便凑到另一边抽烟去了。

庄永璞眼睛扫视了一下站台上的货，赫然看到一堆用稻草捆着的货和几个木箱子放在最边上，其中有两个小的捆装，四条乌黑的铁腿叉直直地支在地上，正是机枪无疑。另十几捆看起来是长枪，应该有七八十支上下，正好能装备一个警备队。

庄永璞心砰砰直跳，装作若无其事地安排工人将货按照顺序装车，他特意指挥工人先装其他货物，等到装这些枪的时候，就只能堆到铁闷子的门口。

装好后，工人将铁闷子的推拉门吃力地扣上，又用铁条将每一节车厢的门把手穿了起来，拧结实并打上了铅印。

这时，一个人影出现在火车头前面，正是宋邦珍，庄永璞向他招了招手，两人并排着往回走去，趁人不注意，庄永璞双手比出一个十六的手势，给宋邦珍看，看到他点头示意，便拍了拍宋邦珍的肩膀说：“肚子不太好，我去下茅房，”扭头钻进了旁边的茅厕。

傍黑的时候，庄永璞见货已经处理的七七八八，就知会同事一声，出去办点事，麻烦照看好剩下的工作。然后摘掉大盖帽，换了身便装长袍，急急出了火车站，顺着大道一路向东走。街头很安静，庄永璞走到一个遮了棚子的胡同口，看左右无人，撩起袍子一闪身，便消失在大街上。

几分钟后，相隔不远药铺的里屋，赵连友正在听庄永璞说话：“最近日本人往南的车越来越多了，上个月我每天都在记车次和铁闷子挂车的数量，我就觉得可能有武器在往南运输。

今天终于让我逮着了，今晚十点左右有趟车会走临枣支线，车上有两个小捆应该是机枪，其余的是长枪和子弹。货在第十六节车厢，车厢外侧用石灰打了个叉，但是铁闷子车的推拉门用铁丝扎上了，还打了铅印，可能要费点劲。你跟振海说，带把老虎钳子，找个合适的地方把他扒了。”

赵连友兴奋地说道：“太好了庄哥，俺就等着扒枪呢！洪哥最近联系了五六个人，准备在陈庄设个固定的联络点，离火车站有三里地，我们正常情况下一个月联系一次。如果有急事，可以到那边陈庄王志修家找洪哥，我得赶紧走了，不然时间不够了。”

说罢，赵连友挑起里屋后门的门帘，闪身走了。庄永璞发了一阵子呆。估摸赵连友走远了。就到柜台找伙计拿了些仁丹，推开正门，往洋行方向走去。

黑夜来临，忙碌了一天的人们渐渐散去，大街上，一条瘦骨嶙峋的狗无精打采地看着庄永璞，张了张嘴，却没有叫出声，扭过头看蚂蚁打架去了。

车站斜对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装着铁门的大院子，门口挂着刺眼的电灯，旁边立了一个高高的铁牌子，上书：“正泰国际公司”，这是日本人开设的贸易公司，里面可以买一些花布，洋油，洋火，雪花膏，或者酱油醋之类的日常用品，枣庄当地人习惯称为“洋行”，本来洋行只对日本人开放，但是现在南方战火激烈，北方占区则相对比较平静，城市的管理人员都是战场上退下来的伤兵，日本人为了扩大营业来源，营造“大东亚共荣”的和谐氛围，洋行也渐渐对中国人开放了。

庄永璞走进洋行，到柜台前，买了瓶高粱烧，称了些散装的猪头肉，花生米，用报纸包了，付了钱，正准备回火车站，一个大四方脸看到他，从院子那棵张牙舞爪的槐树下疾步走过来，眯着小眼冲他亲切地笑道：“庄哥，今天怎么得空啊？啥时候喝两盅？”

庄永璞抬头一看，是车站这片脚行的把头，名叫王志胜，顿时提高了警惕。这个王志胜本来是个铁匠，为人圆滑又精明，周围的人背地里都叫他“八面光”。

洋行成立后，依靠父亲原来在车站上做“大把头”的威望，组织了个运输队，垄断了洋行货物在火车站的装卸和搬运。他和日本人走的很近，鬼子三掌柜金山很器重他，大家都称他为“二头”。

庄永璞不愿和他打交道，打了个哈哈：“是二头啊！今天活多，大家伙都累得不轻，买点吃的犒劳犒劳站上的兄弟，改天我再请你喝酒哈！”说罢，拱了拱手，转身离去。

这一夜，似乎过得特别平静，除了“哐次哐次”火车经过的声音和偶尔的汽笛，床上宋邦珍均匀的呼噜声，好像没有其他动静。庄永璞辗转反侧，却迟迟不能入眠：

消息传出去了没有？

洪振海是否找到了货？

那个石灰的叉宋邦珍画没画错车厢？

突然又想到！如果日本人丢了东西，看到车皮上有记号，该怎么办？

他一直心神不宁地在床上翻来覆去，不知不觉枣庄火车站白楼上的大钟指针已经指向了深夜两点，才渐渐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