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以来，屡为所想或可以小说为谋生之业，然三年来，几无所行矣。盖思之行遇，其一字曰为懒，其二字曰志也。懒则生闲逸之心，志则为其空想而不能所为也。究之根本，乃有其志而不行，有其行而不恒，此人之所共病也。夫天下之间，如我辈者何其之多，过龙江鲤中必有不可行者。世之所羡其高士者，往往地位尊厚，少无其所虑，而无所尝民间之疾苦也。故非其高士也。夫高士者，能察宇宙之微，观乎天下之成迹，上可以报国家，下可以亲家友，而人情通畅，志气高洁，终不可与尘世之末而与之也。高士即如此，夫贫士何如？贫士者困惑於人也。亏其财也。虽渴慕於书，然书不可以尽读，亦为生计之为苦也。衣食住行即之为难，焉何论或读书否？此天人之所知，而贫士者，亦心为之所伤也。

夫世有正邪之两道，亦阴阳之回圈也。正之所取者，为其难，邪之所取者，为其易。故正邪之欲历之于事，常有二法也。但凡入邪途者，无不以为天降之运，几或凭一介白身无所奋力而易得事，试问其中何不有诈？犹以女者，几人不为图色，此人人皆可知，然有人亦为犯也。而入正途者，其为难之甚也。能籍道德而蕴心智，知事为，不且为事而不为，君子之有德，而万方之所邪必可为侵之，吾未见其君子者，一生中未受小人之所害也。盖小人者，乃为利也。而君子持利之端正，而小人所不能视，故意犯之，而君子受其罪而不能行，不能言，故持君子之德而处世者，必为人而伤也。古今之世，法之所行其两端，邪法盛而正法弱，人处正邪之两极，遇事则之於正邪，其时也。其运也。盖人之生，有父母，有亲友，而家境之富贫者，其家风必为所不同也。家风之所以影响人之取向，犹鱼之遇水，乃有其生。处贫贱之家，其人之境遇亦其所不同也。贫者，取之於财甚急，急则少智，而为之人伤，此贫家所育之子女，大多如此。及富贵者，知财贵但不足惜，得其教养，而非乡野粗鲁之士者，且心自有善恶之分，恶之习气者所避也。善之人而与其所交，此环境之流变，极可使人之处上下耳！夫若无应变，仿若世之由分，然读书之确思想，使人知礼仪，习善恶，明之有所为而有所其不为也。故读书或不能以富贵，但可养心智，使终生而益也。

余常读书，只惜尚无高明之识也。而学术之途尚在门径之外，此我之所以愚蠢也。至今家中群书俱备，惟之所缺者，乃《文献通考》之一书，余从庚子年先集《廿四史》、《通典》、《通志》，及观吕诚之先生之故事，精读四遍之多，思余今生，由如？余于史学为所根底，即以诚之先生为师，读其作，渐寻史学之要也。诚之先生于史之会通，博古通闻，以大势而极之，寅恪先生于史专仄，以范围而为之，虽学士治学之各有法，然余以为能兼诚之及寅恪先生之史法，必可为今时之大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