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ep;想到这里，我伸出两个指头：“两万我是真出不起。两千块，我在这里看完，您再拿回去，如何？”

&ep;&ep;这下轮到图书馆犹豫不决了。两千块不算少，能买下几车书了，而我要求的，仅仅只是看一眼照片，等于说这两千块他是白拿。可他又有点不甘心，从两万变到两千，落差有点大。不过当图书馆看到我摆出一副“谈不成老子就走了”的表情后，终于还是妥协了。与其开一个把买主吓走的天价，还不如赚这两千块来得实在。

&ep;&ep;图书馆犹豫再三，总算勉为其难地答应了。这一场博弈，双方都用了心思，总算是皆大欢喜。他是白赚，而对我来说，花两千块换来老朝奉的软肋，也是极划算的。

&ep;&ep;我身上没带那么多钱，出去银行提了现。等我取钱回来，图书馆已经收拾出了一个小书桌，把档案袋搁在上头，还配了一把剪刀、一枚放大镜和一盏橘黄色的小台灯，居然还有一杯冲好的橘子水。这家伙市侩归市侩，服务精神真是没得说。

&ep;&ep;我把钱交给他，图书馆唾沫星子横飞地数完，下巴一摆道：“那你就自己在这儿看吧，我不打扰你，爱看多久看多久。那杯橘子水是白送的，饿了想吃东西就得另外掏钱了。”说完推门出去，把我一个人留在屋子里。

&ep;&ep;屋子重新恢复了安静，无数本破败的旧书环伺四周，颇有一种“乌衣巷内老雕虫”的感觉。我扭亮台灯，用剪子仔细剪开档案袋的封口，从里面哗啦啦倒出几十张彩色照片。这些照片大部分都是十二英寸的规格，少数几张七英寸的，相纸很厚，摸上去有一种麻皮感。

&ep;&ep;当时彩色照片在国内还很罕见。1949年开国大典的时候，当时担任筹备委员会秘书处处长的童小鹏从香港拿到一卷彩色胶卷，拍下了开国大典唯一一张彩照，然后还要千里迢迢送到香港才能冲洗。而《清明上河图》的鉴定是在1951年，居然已经用了彩色冲印技术，可见国家的重视程度。

&ep;&ep;这套照片都是在自然光下拍摄的，每张的右下角都用墨水写着一个号码。我排了排顺序，编号为1的照片是《清明上河图》画卷的平铺全景；下面的十几张是俯拍的画卷分段特写，细节清晰，笔触纤毫毕现，还附了一把尺子。这些照片联在一起，恰好就是一幅完整的《清明上河图》。再往下，则是各种角度的特写，就连题跋、隔水、天头、地头这些画面以外的东西都没遗漏，甚至还有几张是举起原图，让阳光透射过来，以便看清其中绢层纹理。

&ep;&ep;拍摄者对书画显然很内行，镜头涵盖到了方方面面。看完这一整套照片，对《清明上河图》真本的情况基本就可以了然于胸了。这幅画在照片里保持着原始状态，绢色发灰，上头残缺、漏洞之处不少，还有些污渍，可见在东北没少受苦。

&ep;&ep;可惜我不是红字门出身，对书画的了解有限。大部分照片对我来说，除了赞一声足够清楚以外，也说不出其他什么门道。好在我不是来鉴定古董的，而是按照素姐给我的指示去验证几个疑点罢了。

&ep;&ep;我很快挑拣出一张照片，这张拍的这段画面，位于汴梁闹市后排一处轩敞瓦房，看样子像是个赌坊，四个赌徒围着一张台子在扔骰子。我想起王世贞的那个故事，拿出放大镜，却发现台上骰子清晰可见，四个赌徒的脸部却模糊不清，五官涂污，根本无法分辨口型是张是合。

&ep;&ep;我拿着这张照片端详了半天，然后从怀里取出一张《清明上河图》的印刷品。这是我在美术商店买的《中国历代名画集》中的一页，铜版纸印制。这是市面上最通行的版本，无论是中学历史课本、美术史学术专著还是旅游图书，都是用的这版。该画下面有一个标注，注明此画是复制自故宫收藏的真本——当然，画面是远不及这套照片清楚。

&ep;&ep;在这个版本里，我把放大镜挪到同样位置，立刻顿住了。我看到那个赌坊里的赌徒们五官清清楚楚，口型撮成圆形。

&ep;&ep;我一瞬间口干舌燥。

&ep;&ep;当年汤臣之所以能看破《清明上河图》赝品的破绽，是靠赌徒的口型。真本口型为撮圆，赝本口型为开口。

&ep;&ep;1951年的真本原始鉴定照片里，赌徒五官已被污损；而在通行版本里，同样部位却恢复了原状，变成了撮圆口型。技术上，这不难做到，故宫有专门的技师对画幅进行修补。但修补恰好发生在这一关键部位，是不是有点过巧？看起来就好像是故意遮掩些什么。

&ep;&ep;修补之前，赌徒到底是什么口型？撮圆还是开口？

&ep;&ep;我觉得喉咙有些干，拿起杯子将里面的橘子水喝了一半，继续翻找照片，很快翻到专拍题款特写的那几张。

&ep;&ep;中国的古代收藏家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在自己收藏的画卷上留下钤印或题跋，写写心得体会什么的，跟现在去旅游景点随手乱刻“某某到此一游”性质差不多。后人只要查看这些印记，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