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ep;野猪林

&ep;&ep;导读

&ep;&ep;平生幽愤汗青知

&ep;&ep;——高阳的小说和他的怀抱

&ep;&ep;文/张大春

&ep;&ep;回首二十七年以前（1992年），高阳过世。在当时还清晰可辨的台湾艺文圈，那是一桩人人感怀议论的大事。不过一两个月之间，以拥有文学副刊的报纸传媒以及现代文学刊物纷纷发起了带有追悼性质的学术讨论会，以及刊登纪念专辑。前后不多久的时间，我就应邀写了三篇谈高阳其人其文其怀抱与性情的文字。至今回想起来，其中的部分观点和申论，还是值得拿出来向高阳的新读者简略地作一介绍。

&ep;&ep;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史家卡莱尔（thoscarlyle，1795—1881）在评论司各特（walterscott，1771—1832）的历史小说诸作时曾这样说：

&ep;&ep;过去的时代并不只是纪录、国家档案、纸上论战以及人的种种抽象形态，而是都充满活生生的人物。他们不是抽象的，也不是公式和法则。他们都穿上了常见的上衣和裤子，脸上充满了红润的血色，心里有沸腾的热情，具备了人类的面貌、活力和语言等特征。

&ep;&ep;司各特在1814年发表的《威弗里小说集》（waverleynovels）一向被视为近代西方历史小说的鼻祖，作者往往将一些虚构出来的人物放置于一兴一逝的两个“时代”之间，毕现其所“经历”的文化冲突，并且使史实上班班可考的“真实人物”与这些“虚构人物”相接触，以成就作者“重塑”的企图。

&ep;&ep;如果《三国志通俗演义》最早的本子可信为明代弘治甲寅年（1494年）刊本的话，那么，早在《威弗里小说集》出版前三百二十年，罗贯中就已经基于某种同样无奈的重塑企图在展开他书写“演义”的工作了。为什么要说“无奈”呢？在甲寅本书前庸愚子的序中有云：

&ep;&ep;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

&ep;&ep;庸愚子的这段话中所谓的“士君子”，所指的自然是那些拥有“知识/权力”的文人、知识分子，他们之所以厌恶“言辞鄙谬”“失之于野”的野史评话，可以解释成对史实史料之尊重，也可以解释为对“知识/权力”这个相互喂哺的系统的捍卫。“士君子”绝然不能忍受的正是历史被非士人阶级的鄙俗大众“妄加”虚构、杜撰、发明以至于无中生有。

&ep;&ep;而罗贯中彼一“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书写工作，也正是一处于士君子阶级和鄙俗大众阶级之间夹缝的产物。然则，庸愚子以诗教赞之，亦犹如卡莱尔所称许于司各特了。

&ep;&ep;一生完成了二十七部历史小说——其中包括英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劫后英雄传》（ivanhoe，1819年）——的司各特在1821年获得英国国王授予的爵士封号，并当选为爱丁堡皇家学会主席，且直接影响了后世英国作家萨克雷（williakepeacethackeray，1811—1863）。但是在司各特死后整整一百三十四年，历史小说家高阳却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李娃》的序言《历史·小说·历史小说》中，重新品尝了一次和罗贯中类似的夹缝滋味。他这样写道：

&ep;&ep;胡适之先生的“拿证据来”这句话，支配了我的下意识，以至于变得没有事实的阶石在面前，想象的足步便跨不开去。

&ep;&ep;非徒如此，高阳甚且以谦卑的口吻说：“对于历史的研究，我只是一个未窥门径的‘羊毛’。”即使当他发现了一段记载，提及明太祖第八子潭王（传说是陈友谅的亲生儿子）因胡惟庸谋反而牵连在内，夫妻焚宫自杀，缘是有感而发，试图将这个材料发展成一个“极其壮烈的悲剧”，高阳却如此写道：

&ep;&ep;由复杂的恩怨发展为政治的斗争，终于造成伦常剧变，而且反映了明朝——甚至于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明太祖因胡惟庸之反，迁怒而侵夺相权。这是一部所谓大小说的题材，但必为历史学者所严厉指斥，因为没有实在的证据可用以支持我的假设。这就是我所以不敢试写历史小说的最大原因。

&ep;&ep;“然而，我终于要来尝试一下了。”高阳紧接着写道。而且自《李娃》以降，他再也不曾在近六十部长短篇历史小说著作中因顾忌“历史学者的严厉指斥”而写过任何一篇像《历史·小说·历史小说》这样辞谦意卑的序言。

&ep;&ep;个中究竟，是高阳对于“拿证据来”的考证要求心无挂碍了呢？还是他始终一本“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呢？高阳本人向未明言，他自己甚至还不止一次地在考证笔战中指责过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