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自己的道德和精神境界。他能够为自己做很多，并且，上帝给他的一切，他也必须传递给别人，这本身就是他的专项任务。

&ep;&ep;所谓希望理智能给自己带来快乐，充其量这只不过是对幸福的一厢情愿。幸福意味着一种自我牺牲精神。其内在的美德，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为它受苦越多，与它就越是亲密。“我母亲影响力的秘密在于，”弗拉契尔小姐在她的自传中写道，“正如她早期的朋友，瑞品的凯维顿博士所正确指出的那样，这种影响力构成了她的生活基调。在他写给17岁时她的一封信中，他说：‘我从未曾听说过有哪一个人像你那么受到别人如此温柔、如此真诚、如此全面的宠爱，而且我相信，别人对你的这种爱，恰恰来自于你爱别人的能力。’”

&ep;&ep;世上最可悲的人，是那些对自己失控，缺少责任心的人，那些虚度一生寻求自我快乐的人，或者那些即使在为善的时候，内心仍充满邪恶动机和自我满足，不畏惧良心谴责的人。那些对自己的美好感觉充满自负的人，他们爱自己彻底，对别人却毫不在意。即使在外面表现得文质彬彬，但如果你跟着他们到家里，看看他们是如何操持家务的，一切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已故的拉姆瑟教长曾经讲过一个可悲的故事：一位小男孩儿升天后参加了一次死人的会议。“我爸爸会来这儿吗？”他问。有人告诉他：“当然，他也会来这里。”小孩儿立即回答说：“那么，我就找不到伴儿了。”

&ep;&ep;虚假的同情心是非常普遍的。夏普说，可悲的虚情假意其最严重危害在于，它们易于产生一种同情和愤慨的习惯，却不会有真正地解救危难或反抗压迫的行为。因而，斯泰因能够同情一只死了的驴子，却让自己的妻子挨饿。（注：英国民间故事，斯泰因的妻子叫他到外面找点吃的，他出来后看到一只死驴。他历来以富于同情心著称，因而悲伤地把死驴子埋了。回到家，妻子已经饿死。）

&ep;&ep;“歌德，”拜因教授说，“一直与悲伤无缘。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有最大可能的聪明来理解人们的痛苦，可是只要着手行动使他们摆脱痛苦，就肯定会把事情搞得更糟。因而悲伤只能刺伤他的心灵，打乱他的生活，除此别无他用。”（注：拜因《性格研究》）

&ep;&ep;在圣奥古斯丁、巴克斯特、乔纳森、爱德华兹、亚历山大·克诺克斯等人的著作中，读者将会发现，在他们关于神的真理和人的职责的观点中，宗教情感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亚历山大·克诺克斯说：“与其说同情心最能够激起感情，毋宁说除此别无他途。心灵必须作用于心灵，活人的观念对于所有的心灵交融来说，都是最基本的。”真正的坚强只能存在于善本身被找到的时候，不管这种善是尽单纯的法律义务，还是解除对美德的限制。善能够单独反作用于人的性格。

&ep;&ep;人之所以获得新生，很少是因为抽象的真理，而是由于通过善和同情心所表现出来的神圣的激情。这是“让全世界都邪恶”的自然界所没有的。一个把自身投入到别人的存在中的人，在以各种方式——社会的、道德的、宗教的全身心帮助别人的时候，也就对别人施加了一种神圣的影响。他被最强大的安全卫士守卫着，向自私提出挑战。考验过后，他仍然谦卑而高贵。凯隆·默兹雷曾经用自己的双手表明，同情和互相帮助能够转化成一种快乐，能够对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它减轻痛苦和悲伤——这种原理是基督教的伟大发现之一，具有和科学原理中的新发现同样的意义。

&ep;&ep;最好的和最高贵的人是最富有同情心的人。维伯弗斯主教以其同情心而闻名天下。有人问他的一位朋友：“维伯弗斯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的同情心。”这是他早就想好的答案。主教是一个胸怀宽广、慷慨宽容、行动自由的人。他常常活动在最基层的社会，把自己的心灵和灵魂投入到每一个有着美好目的的计划中。任何在他看来值得努力的事情，他都会带头去做。结果往往成功。

&ep;&ep;同情心是对他人的苦难、艰辛和懦弱的感受能力。诺曼·迈克雷德曾说，同情心是他性格中最先也是最后的事物。他发现人性中有许多有趣的东西，而最平凡的男人或女人都被迫放弃了这其中存有的某些优越性。“当他每一次来看我时，”一个铁匠说，“他觉得自己就是铁匠，不会在我心中留下什么救世主般悲天悯人的印象，但一直都在，就是这般自然。”毕竟，人是人的所有行动的中心，因此人心中有什么以及流露出什么，就是唯一重要的。人活在这个世上，就要同情和主动，他的感受就应该和他人联系在一起。只有我们人类，才能踏上跨越人间限制之路。

&ep;&ep;当诺曼·迈克雷德即将前往格拉斯哥行使他的男爵职权时，他说：“我们需要活着的人，不是他们的书籍，也不是他们的金钱，而是他们本人……贫穷困苦者、衣食无着者、浪子和伤心人，由于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其他什么也没做，因而能够看到和感知从那诉说着内心的光明与宁静、展示着疲惫心灵发现和享有的休憩之所的眼睛里悄悄放射出来的爱。他们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