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ep;不到半个时辰，这个小部落的一千多人全部被赶到了湖边。在清军的指挥下，他们中的四百多名男人被挑了出来，每十人为一队，被拉到一个低洼处，挨个儿斩首。一些蒙古男人激烈地抗争质问，这些从天而降的陌生人凭什么如此大开杀戒，得到的回答只是提前的一刀。鲜血流进赛里木湖，近岸的一亩多湖水被染得赤红。大部分蒙古汉子知道任何挣扎都无济于事，习惯于听从首领和命运的他们一个个一言不发，听话地走向指定的地点。一个多小时后，这个小小蒙古部落的男人们被彻底消灭。史书对这种情景的记载是“以次斩戮，寂无一声，骈首就死”。

&ep;&ep;在处理男丁的同时，在另一侧，分配女人和孩子的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清军从队伍中挑选那些年轻有姿色的女人，以及看起来伶俐聪明的孩子，准备运回内地，作为奴隶。大约三百名妇女儿童被挑走了，史书记载说这些人后来“多死于途”，因为饥饿死于路上。还剩下二百多名老丑病残的女人以及七岁以下的孩子，清军将领一声令下，数百匹战马冲入人群当中，这些没人要的战利品被作为桩靶，为清军的军事训练贡献了最后一点作用。

&ep;&ep;这是清朝平定准噶尔大军的将军兆惠亲自指挥的搜剿准噶尔蒙古部落的大屠杀中的一个小小场景。

&ep;&ep;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四月十八日，清将军成衮扎布、兆惠等率兵七千名，从巴里坤起程。此次出兵进剿的目的，并不是追捕阿睦尔撒纳，而是专为剿灭厄鲁特蒙古人。因为蒙古游牧都沿河而居，所以他们的捕杀也沿河进行。乾隆二十二年九月，成衮札布在奏报中，汇报了自己带人捕杀蒙古人的情形，他提到：“在图尔根河，剿杀一百余人，收其妻子器械”，“剿杀塔里雅图河口贼百余人，察克玛河口贼四十余人”，“于济尔哈朗河剿杀厄鲁特七户四十人，于博多美和罗剿杀克鲁特一百五十余人”，“搜取绰和尔所种地亩，剿杀玛哈沁三百余人”。从这些汇报可知，清军剿杀的是散居在各条河流边的厄鲁特牧民和农民，根本不是有组织的叛乱部队。

&ep;&ep;甚至喇嘛僧人和种田的农民都没能逃脱剿杀。乾隆命令将军到伊犁时，“将彼处喇嘛等剿办”。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八月初四，史书记载清军把在乌梁海种地的五十余户蒙古农民“全行剿杀”。

&ep;&ep;直至第二年，乾隆二十三年，厄鲁特部余众都逃入了山谷丛林中，乾隆还命人搜捕，以求斩尽杀绝。《啸亭杂录》载，清军将领二人分别从博罗布尔、赛里木两地，如同打猎一般，由两地向中间的伊犁地区合围，这中间数百里地方，不管是山谷还是林区，只要有人住的地方，“悉搜剔无遗”。当时散居的厄鲁特蒙古人无法抵抗，“虽一部有数十百户，莫敢抗者”。清军“呼其壮丁出，以次斩戮，寂无一声，骈首就死，妇孺悉驱入内地赏军，多死于途，于是厄鲁特之种类尽矣”。（《啸亭杂录》）

&ep;&ep;除了像打猎一样屠杀散居的蒙古人之外，清军进行的另一项重要军事活动，就是把大举投降的准噶尔蒙古部落一批批移送到内地，然后再“办理”。

&ep;&ep;在清军第三次平准战争中，大部分穷困的准噶尔蒙古人仍然把清军当作把自己从战乱中解救出来的“恩人”，见到清军到来，“妇孺欢呼，如出水火”。更有许多蒙古人听说清军到了，成群结队地，一个部落一个部落地赶赴清军所在地，向他们归顺投降。对于这些人如何处理，心思缜密的乾隆早有指示。早在第三次平准出发之时，他就指示清军将领，在地广人稀之处，见到蒙古人，当时就可杀掉。但是如果遇到大批人户来投降，不要立刻剿杀，因为人数太多，一时杀不过来，“难保无一二逃窜之人，泄漏其事”，令其他部落的人闻讯逃跑。所以他命令，把那些大批投降的蒙古人，要一批批地押送到甘肃内地之后，再全部处死。

&ep;&ep;乾隆指示的原文是这样说的：“大兵此次进剿，厄鲁特蒙古人必然会大批投诚。如有到巴里坤投降者，可以把他们的头目先行送到京师，其他部众，可向内地迁移，等到过了巴里坤之后，对那些男人，都尽行剿戮。所余的妻子，酌量分别赏给官兵为奴，不得稍存姑息。”（《清高宗实录》乾隆二十二年二月）

&ep;&ep;清军攻克伊犁之后，乾隆再次下旨说：“现在，两路大军接纳的投降蒙古人甚多。他们外表归顺，内心未可全信。可将他们先迁至巴里坤，然后再迁到肃州，然后进行诛戮。”

&ep;&ep;数万名投降了清军的蒙古人就这样被长途驱赶到内地，在一些不知名的山谷里，被全部杀掉。

&ep;&ep;二“盛世”的武功（2）

&ep;&ep;大屠杀的结果是蒙古民族一个重要支系的消失。准噶尔四部，除杜尔伯特部汗策凌始终未叛，对清朝极表忠诚，得以耕牧如常，以及达什达瓦之妻一小部早降后被迁至他地未灭外，几乎全部被杀掉。《草原帝国》称：“准噶尔人民，主要是绰罗斯部民和辉特部民几乎全部被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