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着呈上来的有关河北、山西和山东的《晴雨录》，赵昺将其中有用的信息摘录出来，一一进行验证，这是个极为繁琐和考验耐心的工作。

要知道二次北伐，宋军才进入河北等地，而事务局的探子活动范围也是有限的，无法准确记录当地的气象资料，有的年份只是一个月发生的气象情况，或是从行商和旅人口中获得的某地下了大雨成灾，或是干旱导致土地龟裂，河流断流等等。

另一个方面以现在的科技水平，即便做了详细记录，同样无法如现代有数字进行客观表述，往往只是微冷、寒冷、需添衣，或是酷热、闷热、甚于往年等，借助体感的概略之词，缺乏具体标准的记录。

这就让赵昺难以对当地气候变化做出精确判断，而这就要借助其它方面的资料，不只是限于当地的天气记录，就还涉及到农业的丰歉，物价涨落、灾害的大小，甚至当地流行的民间谚语，来进行推断。而此次引起他的警觉，就是因为地志中几句俗语。

徐宏看陛下进入工作状态，也不宜再详问，因此也就有给皇帝加了个烛台，剪了烛芯，让屋里更加亮堂些。而后悄悄的退出了皇帝寝室，虚掩上门，叮嘱了两句值守的侍卫，才到隔壁的房间和衣躺下。他也要抓紧一切时间休息，因为皇帝的精力太过旺盛了，否则是真熬不过其。

赵昺要将各种记述分别按照地域誊摘到纸上，然后再加以分析，而做完初步工作，外边传来更鼓声，已经是丑时了。他揉揉有些酸涩的眼睛叹口气，本想一气呵成分析出初步结果，但是也觉得疲惫了，而明天还要继续行军，想想还是吹熄了烛火，睡上一会儿。

但是刚刚用过脑子，一时间哪里又睡得着，赵昺回想着刚刚自己做的事情突然笑了。按照制度，他刚刚书写的文字都会记入档案留存起来，若是有幸能存留到现代让后人发现，自己是不是又要多一个‘气象学家’的名头。

要知道古代社会虽然早就出现了相关气象记录，但是就如让自己感到困顿的一样皆是只言片语的记述，根本不成体系。而他还记的前世中的科学家为了了解古代气候变迁，不得不借助古代的诗词有关描写来做出判断。

而具赵昺所知古时历朝历代的皇帝虽然也关心地方雨水情况，但是雨水上报主要还是看皇帝个人需求，并没有形成一种制度，而真正的雨泽奏报制度是产生在清代。

清代皇帝深知雨水情况与农业收成、地方治乱的关系，因此他们对雨水情况十分上心，便将前代气象呈报的做法加以变革，推出雨泽奏报制度。各直省需进行气候，尤其是雨雪的测量，并逐级上呈朝廷。

有学者指出，清代的雨泽奏报制度应发端于康熙时期，因为其不止一次地表达过他对农业的关注，“农事为民生之本，必雨雪以时，庶春耕不误，秋成可望。”而具推断苏州织造李煦是此事的最早发端者，其上呈的“苏州得雨并报米价折”，可以看作是雨泽奏报制度的开端。

不过事实上，李煦除了奏折外，还向皇帝呈报了另一种气候记录——“晴雨录”，一种更为细致的气象记录。“晴雨录”需要人们日夜值班，把十二个时辰的天气都详细加以记录。晴、阴、雷、雨、雪、雾和风向等情形都需要被记录在晴雨录中。

清代的雨水、收成、粮价又有相应的奏报制度，这些数据合而为一，形成了庞大的“清代农业数据信息系统”。使得清代官员上报的雨雪数据在当代也是十分珍贵的气象资料。它们的存在，为史学研究者探寻清代气候变化规律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赵昺这个穿越者当初可没有那么多的想法，而只是单纯的想保命。要知道他当初到了这个世界，正是‘海上行朝’时期，面对变幻难测的大海，稍有不慎就要葬身大海之中，加之海上行船与风浪变化息息相关，甚至决定一场战役的胜负，他也就被动的‘关心’起气象情况。

也就是在军事需要的情况下，赵昺建立起气象观测组织，开始是隶属于水军，测定方式也极为简单，工具更是简陋。但随着在琼州站稳脚，他的注意力也开始转向民事，而缺粮一直是行朝最大的问题，在外购粮食时就要考虑哪些地方丰歉，粮价低廉。

于是乎事务局的探子在收集蒙元军政和经济信息的时候，又多了个收集气象资料的任务，如此可以让他们了解哪里风调雨顺，粮食价格较低，然后有目的的遣人去收购，再辗转运回琼州，其实说到底都是缺钱闹的。

不过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有组织的气象和水情观测体系逐步形成，晴雨奏报得以制度化。但是观测手段还是十分落后，主要缺乏标准和仪器，结果自然谈不上精准，更难以实现准确的预报天气。

赵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是费了不少精力，他结合现代和当下的情况制定了标准。比如在没有温度计的情况下，将气温划分为严寒、寒冷、较冷、适宜、较热、热、酷热；风力采用现代的十二级划分，而标准就是现代小学生都会背诵的《风级歌》。

天气云量也是采用阴、多云、晴来表述；雾的大小则用现代能见度来划分等级，以适应行船。潮汐的大小是以每年最大的潮汐日划定原点，来作为测量的依据；而江河主要是测量水深、流速和河面宽度变化。

降雨的大小则采用了古代通行的“雨雪的分寸法”。那么，雨雪的分寸到底指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