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道理，李渊在那期间携子外出避暑，李建成突然一改初衷，既火速组建长林军，又派人勾结外臣，大张旗鼓去仁智宫追杀李世民，那种事于情于理说得通吗？如果历史上真的出现了那种稀奇事，又该作何解释呢？

依笔者所见，如果真有其事，也应该是李建成手下一班人实在看不惯主子的仁厚懦弱，有了这种好的机会，还有李元吉暗中相助，横竖一个现成便宜也不肯去捡，担心他迟早要遭李世民毒手，到时候不但他本人的下场很惨，还难免祸及东宫部属。与其如此，不如先斩后奏，以他的名义，背着他号令部众，先把生米煮成熟饭再说。只要事情顺利成功，还怕你太子爷加罪责罚我们这些忠心耿耿的下属吗？那一点，从事情败露后，李渊大怒之下，再次亲口表示要立李世民为太子，改封李建成为蜀王，但临时又改变主意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他一定是很快又证实了那一大逆不道之举是李建成少数部下背着他干的，李建成是冤枉的，如果把他部下所犯罪过加到他头上的话，实在太冤枉，因此只把他的部下太子中允王珪、左卫率韦挺，连同李世民手下一名得力助手、天策府兵曹杜淹，一起流放三千里了事。

杜淹为什么也会一起被流放？史书上没有说明原因。但是，正是史书上的“留白”，让我们更能体会到史官记载史事时的良苦用心，也使后来者至少明白了那样一个道理——李渊之所以各打五十大板，应该自有他的道理所在。至少，杜淹与那一恶**件的发生有着直接关联，甚至是他的言行严重失当，使双方手下部属的矛盾迅速激化，才直接导致事变的爆发。

以上，我们大致了解了李建成一贯来的为人准则，那么，同一年的冬季，他真的会徒起歹意，使用一种并无多少把握、大庭广众之下用赠送劣马的拙劣伎俩试图来置李世民于死地吗？答案不言自明，笔者没必要多费笔墨，还是让读者朋友自己去探讨吧。

武德九年，“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骁将，欲诱之使为己用，密以金银器一车赠左二副护军尉迟敬德，并以书招之曰：‘愿迁长者之眷，以敦布衣之交。’”但被尉迟恭当面谢绝。结果，惹得李元吉很生气，“使壮士夜刺敬德”。

看来，那事儿是真的了，并且也牵扯上了李建成。但是，李建成只是派人送了尉迟恭金银和书信，拉拢不成后，李元吉恼羞成怒，“使壮士夜刺敬德”，却跟他没有关系。那么，他最后为什么不再参与那件事呢？当然跟他一贯的“生性仁厚”是很一致的。他之所以要花那么大的本钱去拉拢尉迟恭，恐怕也是深深地感受到了一种迫在眉睫的危机，甚至准确地得知了李世民已正式做出了武装夺权的决策消息，不得已而为之吧？但是，以他仁厚的本性，既然人各有志，拉拢失败，就不可能考虑进一步采取严厉措施去报复。李元吉无疑也深深看透了大哥那一致命弱点，不得不赤膊上阵，派自己手下先把那颗眼中钉拔除再说。

三个儿子明争暗斗的事情越来越公开化，李渊可说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李渊既想要李唐皇朝子子孙孙顺利继承下去，又思李氏宗族子孙发达，确保皇室宗族势力强盛，因此一心想着如何一碗水端平，使几个儿子彼此相安无事。但是，处于那种局面，他又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良好心愿实在是自欺欺人，很难指望实现了。武德九年正月，也就是李元吉谋刺尉迟恭的事情败露之后，那种形势越发明显了。李渊计穷之下，只得推心置腹地对李世民说：“首建大谋，削平海内，皆汝之功。朕当年欲立汝为嗣，汝固辞。今建成年长，且为嗣日久，朕不忍夺也。观汝兄弟似不相容，同处京邑，必有纷竞，当遣汝还行台，居洛阳，自陕以东皆王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汉梁孝王故事。”

李世民呢，当时的野心是志在必得，要把整个国家的皇位继承权完整地夺取过来，思想一时转不过弯子，因此当场以“不愿远离膝下”为由极力推辞。但是，回到府上与众部属一议，大家都认为去洛阳暂时自成一国，以他手中所拥有的雄厚实力，人才资源，今后与李建成再争天下，自然稳操胜券，不是比留在长安相互阴谋算计更靠得住？因此极力赞成他成行。他才下定决心去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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