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样明显自相矛盾的历史记载，果真是司马光笔法过于粗疏，以至发生的笔误吗？笔者认为不可能。《资治通鉴》之所以能流传至今，正是因为司马光写史态度严谨，能受到社会广泛承认的缘故。

那么，那么稀奇的记载该作何解释呢？

笔者追根溯源，认为事情恐怕还得从李世民更换史官，“建议”新史官“完美”那段历史的原因查起。试想想，当时的褚遂良、许敬宗为了尽快满足李世民的心愿，肯定要挖空心思，或大胆虚构，或把一些实有的事掐头去尾，达到李世民的要求或基本要求标准，然后“充实”进去。但是，褚遂良等出于一个史官应有的职业道德，在当时那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在下笔时留下那么个明显缺陷，给后来者留下足够的推测空间也很难说。至于后来者司马光，肯定也是经过反复琢磨，明白了前辈史官的苦衷，又不便更正，只好原本照抄下来。

说到这儿，也许有朋友质疑：你那种推测未必就没有漏洞？唐朝的褚遂良等人固然有不得已的苦衷，但宋朝的司马光何来那种顾虑？他有必要为前人做错的事遮遮掩掩吗？

笔者说，司马光存在那种顾虑其实并不奇怪。历代统治者之所以都很重视对史事的记载，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无疑是让后来的统治者参照前人经验得失作为决策依据，以便减少失误。因此，历史首先是写给有政策决定权的人们阅读参考的。宋在唐之后，但它的政权却不是直接从唐朝夺取，与李唐皇朝没有直接利害冲突。宋朝皇帝为了倡导皇权观念，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极力颂扬与自己并无恩怨的前朝皇帝，对李世民那位唐朝的创业之主肯定是大加赞赏。有了那样的大背景，司马光不敢轻言犯忌，就未必没有可能。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不妨就事论事，姑且依了该书所载顺序，探讨一下它们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大？

先说“长林军”的事，分析下去，我们难免又有了疑问――李建成为什么要组建那支长林军？难道他刚刚制止了李元吉的凶杀计划，又马上组建一支军队专门去对付李世民吗？果真是那样的话，李建成的大脑神经也太成问题啦――毫不费力能达到目的的事不做，偏偏要跟自己过不去，要冒着被父皇责罚的风险，绕那么个大弯子，去组建一支非法军队以硬抗硬，打一场没有任何必胜把握的仗！因此，那事儿如果真实的话，答案只有一个，即李建成眼睁睁地放弃了一个不用自己劳心劳力，就可除掉李世民那一心腹大患的好机会，回府后肯定受到手下一班谋臣的激烈批评。大家七嘴八舌，难免不厌其烦地对李世民手中所拥有的实力重新进行面评估。那一评，无疑评出了问题，其中最令东宫众官担忧的是，李世民过去在长期征战中，曾培训出一支一千二百人的玄衣队，分别由秦叔宝、尉迟恭、翟长孙、程知节等四员猛将统领，战斗力相当惊人，在历次激烈的征战中屡克强敌，使各路敌军闻风丧胆。李世民在与王世充、窦建德等强敌决战前夕，每次亲自前去偷看敌营地形虚实时，都是率领那支军队的一部分担任警卫任务。但是，打完那些大仗，我们在史书上再也没有看到那支军队出现，倒是那几位统兵大将一刻没有离开过天策府，连李渊下旨另外封他们官职也没法调开。但是，有的史书却提到李世民在那一时期暗中使人在太原招募到八百死士来府。既然李世民那时候还暗中招兵买马来保证夺权斗争能稳操胜券，那么一支他一直掌握着的王牌军，怎么可能仅剩将不存兵呢？这一点，恐怕也是当时的史官奉旨“疏漏”的吧？但史官可以事后“疏漏”，作为当时的东宫府众官，却很可能一直把它盯得很紧。你李世民身边拥有那么一支“铁军”尚嫌不够，还要暗中招募死士，其目的何在，恐怕连傻子也看得很明白吧（后来兵变时，李世民既有足够的兵力埋伏在玄武门，还可及时分出部分军队去查抄东宫和齐王府，靠的恐怕也是那两股力量吧？）？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李建成身为一国储君，既不忍心用武力伤害同胞骨肉，他为人再厚道，面对人家的政治野心，面临那极为明显的外在威胁，在部下的一再提醒下，也不可能安然无动于衷，任人宰割吧？试想想，在当时李世民的夺嫡野心日见毕露那种大环境下，李建成恐怕把忠于他的所有僚属，连同李渊皇殿中所有取中立的文武官员部加到一块，也没法和李世民比拟吧？为了防备李世民对他下手，李建成组建那么支军队加强自卫，应该说不算过分吧？而作为一国储君，皇位的继承人，因顾念骨肉亲情，宁可舍易求难，放弃直接的残暴手段不用，却不得不时时提心吊胆，防止亲弟弟用残暴手段来暗算他，李建成的仁厚本性无疑已近乎于迂腐！他那太子怎么看也当得够可怜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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