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省告状的麦其土司，我父亲从汉地回来了。他们在十几里外扎下帐篷过夜，派了一骑快马来报告消息：土司请到了军政府的大员，明天要用大礼迎接。

不一会儿，几骑快马出了官寨，奔往近处的各个寨子去了。我和母亲站在骑楼的平台上，望着那些快马在春天的原野上掠起了一股股灰尘。骑楼有三层楼高，就在向着东南的大门的上面，向着敞开的山谷。寨子的其他三面是七层楼高，背后和整个寨子连成一体，是一个碉堡，对着寨子后面西北方向的山口上斜冲下来的一条大道。春天确实正在到来，平台上夯实的泥顶也变得松软了。下面三层，最上面是家丁们住的，也可对付来自正面的进攻。再下的两层是家奴们的住房。河谷向着东南方向渐渐敞开。明天，父亲和哥哥就要从那个方向回来了。这天我望见的景色也和往常一样，背后，群山开始逐渐高耸，正是太阳落下的地方。一条河流从山中澎湃而来，河水向东而去，谷地也在这奔流中越来越开阔。有谚语说：汉族皇帝在早晨的太阳下面，达赖喇嘛在下午的太阳下面。

我们是在中午的太阳下面还在靠东一点的地方。这个位置是有决定意义的。它决定了我们和东边的汉族皇帝发生更多的联系，而不是和我们自己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地理因素决定了我们的政治关系。

你看，我们这样长久地存在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位置有正确的判断。而一心与我们为敌的汪波土司却一味只去拉萨朝佛进香，他手下的聪明人说，也该到汉人地方走走了。他却问，汪波大还是中国大？而忘了他的土司印信也是其祖先从北京讨来的。确实有书说，我们黑头藏民是顺着一根羊毛绳子从天而降，到这片高洁峻奇的土地上来的。那么，汪波土司当然也有理由相信，既然人都可以自天而降，那么，印信啦，银子啦，刀枪啦，也都有可能随着一道蓝色闪电自天而降。

母亲对我说：“收拾汪波土司的人来了，我们明天就去接他们。他们是从我家乡来的。天哪，见到他们我还会说汉话吗？天哪，天。儿子，你听我说一说，看我是不是说对了。”

我拍拍额头，想，天哪，我怎么会知道你说的是不是汉话呢。可她已经自顾自地在那里叽叽咕咕地说开了。说一阵，她高兴地说：“观世音娘娘，我没有忘记没有忘记啊。”然后，她的泪水就流下来了。那天，她又紧紧地捧住我的脑袋，不住地摇晃着说：“我要教你说汉话，天哪，这么大了，我怎么就想不起要教你学些汉话。”

但我对这一切并不感到什么特别的兴趣。我又一次在她兴致勃勃的时候叫她失望了。我傻乎乎地说：“看，喇嘛的黄伞过来了。”

我们家里养着两批僧人。一批在官寨的经堂里，一批在附近的敏珠宁寺里。现在，寺里的济嘎活佛得到了明天将有大型典礼的消息，就匆匆忙忙地赶来了。寺院在河对岸。他们走到那道木桥上了。这时，陡起的一股旋风，把黄伞吹翻，打伞的小和尚给拖到了河里。当小和尚从水里爬起来，湿淋淋地站在桥上时，土司太太咯咯地笑了。你听听，她的笑声是多么年轻啊。当他们开始爬官寨前长长的石阶时，母亲突然吩咐把寨门关上。

近来，寺院和土司关系不是十分融洽。

起因是我爷爷过世后，济嘎活佛脑袋一热，放出话说，只有我叔叔才合适继承土司的职位。后来，是我的父亲而不是叔叔做了麦其土司。这样一来，寺院自然就要十分地寂寞了。父亲按正常的秩序继位作了土司，之后，就在家里扩建经堂，延请别处的有名僧人，而不把不守本分的寺院放在眼里。

母亲带着一干人，在官寨骑楼的平台上面向东方，望王气东来。

活佛在下面猛拍寨门上狮头上的铜环。

跛子管家几次要往下传话，叫人开门。但都给母亲拦住了。母亲问我说：“去开门吗？”

“叫他们等一等吧。想讨我家的银子可不能那么着急。”我说。

管家，侍女，还有家丁们都笑了。只有我的奶娘没笑。我知道，在她的脑子里，是把僧人和庙里的神佛混同一体的。

卓玛说：“少爷真聪明啊。”

母亲很尖锐地看了侍女一眼，卓玛就噤了声，不再言语了。

母亲骂一声：“哪能对活佛这样无礼！”牵起长长的百褶裙裾，姿态万方下楼亲自给活佛开门去了。

活佛行礼毕。土司太太也不还礼，而是娇声说：“我看见活佛的黄伞给吹到河里去了。”

“阿弥陀佛，太太，是我道行低微的缘故啊。”

河谷里起风了。风在很高的空中打着唿哨。

母亲并没有请活佛进入官寨，她说：“起风了，明天，你也带着庙里的乐手去欢迎我们的客人吧。”

活佛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一个劲地对土司太太躬身行礼。照理说，他这样做是不对的。一穿上黄色的衬衫，紫色的袈裟，他就不是自己了，而是众多神佛在这片土地上的代表，但他把这一切都忘记了。

早晨，碉楼上两声号炮一响，我就起床了，而且是自己穿的衣服。奶娘忙不迭拿来便盆，可我什么也屙不出来。昨天一天，把肚子里的东西都拉光了。

经堂里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