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我的娘家——狼牙部队，我算是最早的那一批士官，对这支部队的成长，我应该是比较有发言权的。狼牙部队最早可以追溯到1973年的秋天，那时我在黑龙江靠近边境的一个地方的武装连当班长，当时我们属于建设兵团，虽然枪支弹药齐，但也算不上什么正规部队，直到那年的9月末，一位知青来到我们的连队……”

——摘自沈阳军区某师师长采访录《在狼牙部队的日子》

9月的月末，当知青们看着满仓的粮食，人人脸上挂着丰收的喜悦，这一年天公作美，风调雨顺的，一年辛劳没有白费，同样的1973年，也是建国以来的第二个大丰收。按照徐副指导员的话，是运动搞得好，所以才有这么丰硕的成果。“思想改造”排已经解散，这12人用自己的劳动，赢得了别人的尊敬，只有他们自己才能体会到这几个月劳作的艰辛。只不过，定期或者不定期的运动，还是要这12人站出来接受批判。其实在李思明后世的眼光看来，五连的运动还算不是激烈，这得感谢他们有一个好连长和一个好指导员。

同样的这一年，在中国知青史上发生一件让千万知青刻骨铭心的事情。

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在高校招生的文化考查中交了白卷的张铁生的一封信，并加了编者按语。8月10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于是有人吹捧张铁生是“反潮流的英雄”。由此煽起了一股否定文化学习的歪风。文如下（原载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面、完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按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也很浅，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做，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白塔公社考生张铁生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

张铁生的这封信，彻底断绝无数知青的大学梦。李思明一个宿舍的战友宁卫东，就是这无数知青中一位。在政治挂帅政治决定一切的时代，文化考试一文不值，上不上大学还要看出身。李思明没有来得及去安慰宁卫东，便暂调到了团属武装连，这让他后来懊悔不已。

武装连的连长孙昌，没有忘记李思明，虽然上次两人谈得不欢而散，但是孙连长还是放下架子，来请李思明。连里秋收就要结束，李思明也想暂时躲避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便一口答应去武装连。无论是孙连长，还是李思明，都没有想到，一只英勇善战令敌寇丧胆，被认为中国最神秘最精锐的特种部队由此诞生。

一大早，李思明吃过早饭，和徐大帅、张华等人打个招呼，背上黄军包，踏上了去武装连的路。正值9月末，北大荒最美好的季节，天空蓝得晶莹剔透，秋高气爽。武装在团部的南侧，李思民从田间小路取道而行。跑边的茅草中不时有小动物一晃而过。少年心情很愉快，不用每天听指导员从苏修到美帝，从国内到国际，从文化大革命形势一派大好越来越好到**叛国投敌摔死温都尔汗，也不用听副指导员讲要斗私批修，要扎根边疆要屯垦戍边要奉献青春不要到食堂闹，没有肉吃吃白菜吃土豆也是一颗红心干革命。来北大荒快一年了，他的身高从一米六五猛增到一米七五，下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