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富中死亡是一种耻辱。

这是西方人对待财富的态度，但是这也只能代表今天的一部分人，早期历史中无数历史评论和文学作品可以让我们看到资本的种种“原罪”。西方国家商业化或者工业化的时期开始的最早，慈善活动也并非一日之功。而后来西方国家遗产税的开征，让富人们在让后代继承遗产的同时，不得不支付巨额的税金，而相关法律又有慈善捐款可以抵税的鼓励措施，让富人们在享受减税的好处之时，又可以博得“乐善好施”的美名。这是现代的西方，但我们也不能据此就认为所有的西方富人们都比我们中国富人伟大。

当代中国则是另外一种情况，起初刚富起来的人，心里还很害怕“露富”，一些人主动将自己赚的相当一部分利润捐出，这不是出于慈善的胸怀，而是“花钱消灾”。在80年代末，深圳蛇口曾举行了一场轰动一时并且麻烦不断的“青年德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焦点之一就是对个体户办公益事业的看法问题。“青年德育专家”认为“有许多个体户把收入的很大部分献给了国家，办了公益事业”，这种精神与做法应大力提倡。而蛇口青年则认为在“左”的阴影徘徊下的变不应赞扬，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些个体户这种举动并非出自自愿，而是对‘左’的思想心有余悸的表示，个体户在赚钱地同时。已经为国家作了贡献”。“个体户只有理直气壮地将劳动所得揣入腰包，才能使更多的人相信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那是老皇历了，恐怕当事人现在都已经淡忘了，现在都到了年，“不笑人娼，但笑人贫”，整个社会风气变了。富人们不再遮遮掩掩，他们可以花一大笔钱买名车。买别墅，可以很潇洒地给饭店的服务员一大把小费。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也获得了对待弱势群体“为富不仁”的“好”名声。

当然还有另一部分人，热衷于慈善事业，许多人捐钱为家乡修一条路，却不忘同时修建一个纪念碑，记载下自己的壮举和伟大事迹。还有一些人在搞政治投机，慷慨地捐钱。只是为自己得到一些政治资本和不为人知的利益。这是有历史传统地，古代的那些张大善人陈老员外们，一边开着粥铺救济穷人，一边对官府充满期待，仅仅是为了得到那些诸如“泽被乡里”的扁额。好“光宗耀祖”。

但是我们也不能就此否认。我们的社会里还是很有希望的。还有相当的一些人热心于公益事业，并不求回报。有人即使自己并不富裕。也乐善好施扶危济困，哪怕是在公交车上主动让座。也是值得提倡的。只是这种积极向上的风气，需要更多地人去参与，身体力气地去做，而不是自怨自艾地抱怨某某人为富不仁，或者指责某某人不讲道德，重要的是要先问自己做了些什么。

陈诚的知青联谊基金会自从1983年i|二年，起初只有20位工作人员，现在已经有200多位工作人员，而会员也基本保持着刚成立时的状态，300不到。这十二年以来，陈诚为此付出了心血，起初只是立足于北方，然后扩大至国，而主要出资人李思明也一再地追加捐款，那些知青们会员们比如身为私营老板地钱大海也积极捐款，甚至还有些因为受救助而重新站起来地知青朋友们，也反过来给基金会捐款，这让陈诚十分感动。

现在基金会早已不限于知青这个范围了，她的救助对象已经扩大至广大地农村，特别是农村贫困地区地教育问题。但话说回来，要不是因为李思明提供的大量地资金，光有一颗慈善的心，什么事也办不成。

陈诚及他的基金会获得了大量的荣誉，他在北京的办公室里有一口巨大的箱子，里面存放着各种荣誉证书和奖状，有官方的，也有私人送的锦旗之类的东西。最初的时候，陈诚专门腾出在北京的一间办公室，将各种锦旗奖状一一“展览示众”，后来就放弃了，因为这实在是太多了。不管是中央级的媒体，还是地方的媒体，都有对基金会的报道，也都是不吝嘉奖，但是陈诚的基金会，除了那些接受过救助的人之外，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尤其是那些没有接触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这倒不是他矫情，而是有原则的。

“我们是慈善基金会，不是赢利机构，更不是新闻宣传部门，况且我们又不是缺钱，重要的是，我们要将自己的工作做到实处，让真正需要关怀的人获得帮助。”陈诚曾经这样说道。

但是，随着知青联谊基金会求助的群体数量在一天天地增长，她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知青朋友热

入进来，踊跃捐款。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李思明的生的老兵基金会，因为李思明的关系，许多出身军人的企业家们也参与进来，比如跟李思明有亲密合作关系的几位当过兵的老总也慷慨地捐款。这正应了李思明当初在微星科技成立时的关于企业管理的断语：企业应向解放军学习。军人出身的著名企业家实在是不少，包括国外也一样，这不得不让人思考这其中的学问。

集腋成裘，这是个好事。但是事情总有两方面的，总是有人想搞投机。知青联谊基金会真正为中国普通大众所熟悉，正是缘于1995年生的一个名誉侵权案，而轰动国。

事情很简单，某位知青企业家在这年的8给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