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基金会捐了一些钱，还不是会员——会员不是基金会创立者之一。就是后来踊跃捐助并且很热心的人才加入地，一般人是没有资格被吸收为会员的。后来人们也才知道，这位所谓“知青企业家”只不过下乡插队了不到半个月，就很有门路地返城了，而他给基金会捐款也不过一万元人民币。但是这位“企业家”显然很有头脑，利用媒体枪手长篇大论地颂扬自己的“德行”，那给基金会捐款的数额很奇妙地变成了一百万，并且为自己生产的某种保健品冠名为“知青基金会唯一推荐产品”。结果有人买了这种保健品，没长生不老，却喝出病来。

有人将这个信息反馈给陈诚，陈大会长这才知道了事件对基金会的声誉造成的严重损害，也很后悔。他派人去交涉，要求此人立刻撤去不实广告宣传，并且登报道歉，但没想到此人却很不识趣地派爪牙将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给打成重伤。

陈大会长收到消息。立刻火冒三丈，这是基金会成立以来从未有过地事情。他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且向当地的法院提出控告，并要求此人一次赔偿名誉损失一千万，并且承担两位受伤工作人员的的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五百万。本来这喝保健品喝出病来。就在当地引起了很坏的社会影响。而这个名誉侵权案更是引起了轰动。因为单单这个名誉侵权的赔偿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这是个很吸引眼球的新闻，人们众说纷纭。而媒体也是很积极地宣传着。知青基金会虽是一个民间组织。但她的能量却也不容小觑，她地知青会员们。都是从事着各种职业，有国家干部，有新闻编辑，有教师有作家有画家，也有企业家，还有很普通的工人。殴打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就是殴打了这些会员，他们感同身受，更不允许有人企图破坏这个基金会的名誉，纷纷各展所能，掀起了舆论的批评力量。更让人意外地是，那些直接或间接接受过基金会捐助地人，何止一万，这些人又引发了更多地人，而且这种来自民间的力量一天天地在增长。在媒体大讨论地同时，每天都有无数地声援信件，如雪花般飞向了事件发生地的法院，当地法院地工作人员不得不加班加点清点这些声援信件，压力巨大。

人们不禁要问：这个知青基金会是何方神圣？这一千万是不是有点高了？普通的中国人也是从此第一次了解到这个基金会的真实面目。

“我们基金会从1983年夏天成立以:接救助了超过一万五千人，而我们在国除香港、澳门和台湾和三个直辖市外，国各个省、自治区都至少无偿建立了一所小学和一所中学，受益学生达到了7万人。我们至今已经累计拨出了50元人民币。最早接受救助的未成人中，有的都已经大学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如果这当中有人成为大科学家，我们不会感到奇怪，如果有人成为一个技术精湛的医生，将许多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我们也不会感到奇怪。难道这不值一千万？

我们的许多知青会员，都热心地为基金会捐款，甚至有人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不辞劳苦地投身这种爱心事业当中，并且赢得了无穷的良好声誉，这难道可以用钱来衡量？

我们的工作人员，投身于基金会的大量繁重的工作之中，用无私的爱心去关心和帮助许多需要帮助的人，他们的这种爱心难得可以用钱来衡量吗？因此我们提出我们的赔偿要求，是合情合理，我不认为这些钱就能挽回我们基金会的损失！”陈大会长这么解释。

50亿元，当然不是可以简单用“天文数字”来形容，尤助，更何况这是一个民间组织，人们很想知道这些钱是从何处而来。

事情发生到顶峰的时候，李思明正在欧洲各国进行访问考察，他得知这一名誉侵权案的消息后，立刻做出指示：

“

的发生虽然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损失，也是一个教训，也可以从中得到启发，我们过去还是太封闭了。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也不要太谦虚，惮于展示自己地成绩。我和曾智他们几个虽然捐给基金会绝大部分的钱，也不在乎那个‘伟大博爱’的名声，但如果有更多的人了解并且参与进来，我们不会羞于高调宣传自己，但也要让世人了解我们基金会的原则，这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是要不得的，那位老板一定要让他后悔。让他损失百倍。‘李大善人’的名号，其实也相当地不错！”

陈大会长得了指示，第一次高调宣传基金会的组成以及资金的来源，人们这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李思明早在1983就开始了默默无闻的公益事业，而那时，他手头并非太宽裕。而一系列的慈善案例，也因为有更多的媒体报道，而为人所知。甚至还有无数的人“现身说法”，极高地评价基金会的伟大。这虽然也有宣传地嫌疑，但是正面的意义还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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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到此，就有了顺理成章的结局了，铺天盖地的舆论谴责力量让那位沽名钓誉者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他公司地业务完停顿。谁还敢喝他地保健品？汽车被不速之客给轧破。就是他家里地大门口也被人画上了个大乌龟，质监局上门查封设备。税务局上门来查有没有偷税漏税。总之只能宣布破产。这位老板哀叹：“我好不容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