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士大夫名下。投献者得了蝇头小利，肥了士大夫，损了朝廷利益。

只是苦了自耕农，沉重的税赋压到了他们身上。

田赋、徭役、辽饷、剿饷、火耗、低卖高买（张居正一条鞭法，将税赋、徭役折合成银两，方便朝廷收税，但对自耕农是个沉重的负担。每到纳税季节，农民必须低价出售手中的粮食换取白银纳税，到青黄不接时期，又必须高价从粮商手中购买救命粮。一进一出，盘剥不少。），压得自耕农喘不过气。

农民辛苦一年，到头来还不够交税，不少农民放弃田产，宁可流亡乞讨。遇有强人振臂一挥，自然从者云集。

大明建国初期，一年财政收入超过四千万两（折合白银。当时上交的是实物，官员薪俸也是实物）；到崇祯年间，岁入锐减到四百万两。

人口增加，岁入减少，肯定是税收制度出了问题。

朝廷没钱，军备一度松懈，关外建奴兴起，增加辽饷，北方造反，增加剿饷，造反的人更多，增加练饷，彻底将大明推向死亡。大明就这样被金钱给逼死。

朱顺明看到了大明税收制度的弊端和危害，第一改革的就是税制。

税制改革的关键是人人纳税。大明朝廷没钱，但士大夫阶层就没一个穷人。

只要考取举人，立刻有大把的人前来投献土地、家人（没错，就是家人。投身举人家，拜举人为干爹，可以免徭役），更别提考取进士当官。

从别人口袋里掏钱，自然不是件轻松事。好在朱顺明找了岷王当这个稻草人。

岷王府贴出《田地税制改革章程》，整个武冈州顿时沸腾起来。普通百姓自然叫好，利益受损的士大夫们个个义愤填膺。

没有不流血牺牲的改革。谁流血谁牺牲就要看大棒握在谁的手中。

紧接着知州衙门贴出《田亩丈量通知》，武冈州、城步县所有田地均需重新丈量，对于没有田契地契的无主之地，一律收归朝廷。这个规定让大量隐藏不报的田产无所遁形。

《通知》网开一面，让土地的实际拥有者在正月之前来衙门办理地契，逾期后果自负。

岷王以身作则，将平日里大量隐藏的田地都上了地契田契，公布了田地数量，承诺到时依章纳税。

朱顺明派出兵丁，参与田地丈量，重新编制黄册，对于迟迟不肯上契的田地毫不客气的收归朝廷，流血冲突发生过好几十起。

到二月底，朱顺明将整个武冈州、城步县的田地都捋了一遍，两地可耕种面积达到三十万亩，年产水稻一百二十万石以上。按十税一，光田产就能收税二十余万两。

大明不是没有家底，而是财务制度太差劲。

这还是偏僻的山区，换到洞庭湖平原和江汉平原这样的产粮大区，岁入岂不是更加惊人？

现在才二月，农业生产还没开始，农税只是预期，在农业上还需要投入，而不是搜刮。种子、农具、水利……都是前期投入。

能够收到现银的工商业。

岷王府紧接着贴出《商税改革章程》。《章程》大幅度提高了商税费率，从三五个点提高到十个点起步，诸如娱乐业等特种消费税提高到五成，茶税三成、奢侈品（首饰、高档瓷器、湘绣、精美马车等）更是税率高达八成。

这下如同捅了马蜂窝，商人们纷纷反对，罢市、上告、疏通、撤离……手段不一而足。

毕竟田税缴纳有个缓冲期。现在才二月，到缴纳田税还有大半年，地主们的反抗情绪不是特别大。

商税就不同。章程一下，立刻就要真金白银的掏出来。现钱难舍，商人舒服日子过惯了，一下叫他纳税，从口袋里掏钱，自然不乐意。

朱顺明手握重兵，丝毫不急。只要不动武、不损害旁人利益，对于商人们的举动朱顺明一概不管。罢市也好撤离也罢，不违反律法一概没事。

岷王府占据了武冈州五成铺子。这些铺子照常经营，并且主动办理营业执照，主动缴纳税赋。

其余商人罢市撤离，不仅没有造成市面混乱，反倒使得岷王的铺面生意更好。除去税收，这些店子赚得更多。

有商人既不办理营业执照依法纳税，又开门继续经营，朱顺明就不客气了。

巡检司兵丁上门，抓人、封铺、罚款，有反抗的还会判刑入狱。几下一折腾，商人们顿时老实了。

想要在武冈州经商，就必须老老实实按朱顺明的律法来，胳膊拧不过大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