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上西村，隐埋在群山之巅，这里百十几户的村民，都是那样的恪守本分。他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生活就像那被驴拉着的磨盘，无论怎样旋转，都是如此的一成不变。

不过，偏偏是我娘，一个从县城里逃跑来的，一个俊秀妖媚，却不干不净的女人，打破了上西村原有的宁静。

如此圣洁的村子，竟然闯进来一个窑姐。

那个窑姐还在这里落户扎根，生存产子。

人人都想着看娘的笑话，直到我出生。窑姐过门九个半月便生下了儿子。那么这个孩子，无论是何原因，他就是来路不明的野种。

野种呀！像这样肮脏，丑陋，大逆不道的孽障。自出生起便不该活在这个世上。

可是，我又偏偏因缘巧合地活了下来，活了整整十七年。

一只在破烂蒲扇下，侥幸逃生的绿豆蝇，他的最终结局会是什么？

还是死，像这种人憎，人恨，人恼的恶心牲口，早早晚晚都会有千百个人欲把它踩在脚底下。

蹂躏它，虐待它，折磨它，冤枉他。

人们不会有愧疚，谁会对一头畜生心存愧疚呢？

他们甚至还会破口大骂，骂这头畜生浪费了世界上的空气，碍了他们的眼。

在上西村所有村民的眼中，我就是一只恼人牲口。

或许，我便不该生而为人。

……

被吊在在祠堂门额上的日子，我几乎是在心里默数，一秒钟一秒钟的苦苦挨过。

除了第一天下午的几个孩子。便再也没有人进入过祠堂。

莫不是村民们都已经把我遗忘，呵！是我想多了。

我被吊上门额第四日的早上，天刚蒙蒙见亮。

我在黑夜里，干巴巴的瞪着双眼。亲眼看着满天的星辰渐落，空气中弥漫的黑色淡淡退去，取而代之的，是若隐若现割晓昼夜的灰蓝。

我的浑身已然没有知觉，陪伴我的是爹，娘，奶奶的尸体，还有我身上的伤口处，细细密布的虫卵。

忽然，我的耳朵里渐渐传来了锣鼓唢呐的敲击声。这声音越来越响亮，离我越来越近。

有成百上千的脚步声，像士兵出击一样整整齐齐的像祠堂袭来。

管弦曲乐的鸣奏，人声鼎沸的喧嚣。

这声音由远及近，伴随着祠堂大门，‘吱呦’被推开的一瞬。

整个上西村的男女老少，人群齐备，前后簇拥着挤进了这小小的祠堂。

村长朱福顺走在最前头，他仍是穿着那一件笔挺的会黑色中山装，下半身是磨到发亮的绒料黑长裤。

他特意把脸洗得干干净净，就连指甲缝里的泥子都冲刷的不见踪影。

朱福顺的身后，站着的，是上西村一百多张义愤填膺的脸。

我们上西村里唯有一只唢呐队。

平日里，无论逢年过节，或是烧香祭祀。亦或者有哪户人家办喜酒，成亲。再则是有老人喜葬，迁坟下墓。都是由这只唢呐队负责配乐。

今儿，对上西村来说，是个切切实实的大日子。

所以，这支唢呐队再次派上了用场。

他们有人背着明红色的腰鼓，有人手持着铜黄色的长喇叭，有人拿着盘子大的铜钹，有人攥着马尾巴编成弦儿的二胡。

一路上，唢呐队吹吹打打，声音昂扬，好不热闹。

有几个壮硕的年轻人，手里提着的，是一个三尺长水缸粗系的黄色笼子。

笼子都是用晒干，又反复浸过盐水的竹条编成，这些竹条交叉的编织成网状，材质又结实又有韧劲。

这种笼子，平日里村民们用它装鸡，装鸭，装牲口，装猪。

浸猪笼，说的就是这种材质坚韧的竹笼。

朱福顺走到我爹，娘的尸体面前。假惺惺的叹了一口气，然后向着身后招招手。便有三四个壮汉一拥向前。

他们解开了绑在铜柱上的铁链子，又用大剪刀铰断拴着我两根拇指的铁丝。

我从高高的门额上，‘啪叽’摔在了祠堂的门槛前，把地上激起了一片黄烟。

我一身的骨头架子都已经松散，瘫在地面，任由别人将我戳圆捏扁。

村民们驾着我的两只胳膊，像丢包袱一样，把我塞进竹笼之中。

这笼子拢共就只有一米长，我的身量太高，没法直挺挺地塞进其中。

他们就把我的脑袋和双腿折在一处，大头朝下，硬生生的往笼子里面踹。

我身上的关节都在‘咯咯’作响。真的好痛，可是我已然没有一丝力气再叫出声来，现在的我，就连正常呼吸都觉得奢侈。

这群人将竹笼的开口处，用绳索捆的结结实实。然后在笼子的缝隙里，插上一根长长的木扁担。

有两个壮硕的汉子，将笼子连同我，一起担上了肩。

朱福顺又指挥村民。

“把施老蔫儿一家三口的尸体也抬上，得让他们亲眼见到，咱们怎么处置这个凶手！”

说着，便有人从后面抬来三副担架，他们手捧我爹，娘，奶奶的头和脚。把这三具尸体放在担架之上。

村民们高举胳膊，兴致昂扬地吆喝着。

“村长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