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古怪之人必定难以接近，为人谋事也会常受牵绊，而个人的性情是可以自我掌控和完善的。璞玉当细琢，良好的性情也是需要日积月累的功夫的。

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治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东方古典文化中，“静”的含义为：放下万物，心无杂念、豁达光明的心境。

曾国藩一直学习古代先哲的智慧，并能不时地反思自己的得失，以史为鉴，以圣贤为镜，用各种方式雕琢自己的内在性情。他不仅以此律己还不忘教育家人。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就有所提及，大意是说：以你现有水平，要每日多读书培养气质内涵，日积月累就会有所长进，这就好比建房子，有好的地基也要有合理的结构，再加上精良的装修功夫才能成为华室。所以，何必急急忙忙六神无主呢？内在的修为是需要时间与耐心的呀。

信虽是写给弟弟的，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心灵写照？

“静”是一种真实无妄、虚灵自然、无往无碍的境界，这种境界体现于道义，就是孟子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体现于对生命的体验，就是庄子的逍遥游，既可以表现为波澜壮阔，也可以表现为小桥流水。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是这个道理。老子说“上善若水”，指的就是这种无所执著、顺物自然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内心的体验是一种无边的恬静和无牵无挂的快乐，似乎已经达到了终极的满足，再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也不会觉得辛苦了。传说孔子的学生颜回身居陋巷而不改其乐，现代人很难理解，其实只是没有尝过“道”的滋味的缘故，倘若了解“道味”之乐，应该也有孟子的正气和庄子的逍遥了。

所以，超凡的心境不是凭空产生而是需要培养的。

培养的方法，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只是静些，其实在任何环境下都做得到。或者说是否做到不在于环境条件，而在于是否有一种恬淡冲虚的意境。

我们经常有这样的体会：高度紧张，心理压力过大，短时间或无妨碍，时间一久，必致伤身害体。曾国藩对此深有了解，所以经常主动寻找快乐，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精神的解脱和培养性情的方式。

曾国藩投笔从戎，每天都在与太平军激烈的对抗中生存，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这时他也不忘调节自己的心理，诗歌和书法给他带来许多快乐。而最有益其身心的，或许是他幽默的性情。

曾国藩学问渊博，文学根底甚深，每日批阅的文件、书信虽多，但非常认真、仔细。他批阅公文喜诙谐，很耐人寻味。

咸丰十年(1860年)十二月，曾国藩驻军祁门。一日批阅公牍，内有浙江省建德县团练把总李元的文书，面用“移封”。

“移”是一种官方文书，分文移和武移两种。文移是谴责性公文，唐代以后成为官府平行机构间相互交涉的文书；武移是声讨性公文，跟檄文相似。时曾国藩任两江总督，集四省军政大权于一身，而团练把总最高为正七品衔，李元把总竟用“移封敌体”，是无知还是憨？曾国藩看后，于封面上题十七字令云：“团练把总李，行个平等礼。云何用移封敌体？”并自记：“见者无不绝倒。”对此事，他不怒反乐，说明曾国藩良好的性情与气度。由此可见，性情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受到多数人的承认或推崇，更主要的还是来自自身的修养。由于曾国藩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熏染陶冶，经过严格科举考试而产生的一个典型的封建知识分子，所以他对儒家那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条看得非常重要，视为平生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基本准则。而曾国藩能够把自身的修养同“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并按三三部曲来进行，自是他为人处世的高人之处。曾国藩主张，修身必须首先结合实际去进行。不管是读书做学问，还是待人接物；不管是带兵打仗，还是为官从政，都有修身的大学问体现其中。要做到这样，曾氏认为重要的问题就是立足于精神修养。

精神是人生意志的本源。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观。曾国藩认为，精神的修养，是内心所要做的功夫。所谓治心之道，如惩忿窒欲、静坐养心、平淡自守、改过迁善等，都属于精神方面的修养。因而，在他的日记和家书中，关于这方面的言论很多。他主张，精神修养必须按照静坐、平淡、改过这三个步骤去进行。心静自然平和，平和之后改进也能很好地进行，这三者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自东汉以来，儒家积极人世的人生哲学与老庄自然淡泊的消极出世人生哲学始终是互为补充的。至于佛家所说的“明心见”，更要求人们先有静的境界。因而，静坐，也就成为中国士大夫阶层最基本的修养功夫。曾国藩综合儒道佛三家之说，把静字功夫看得非常重要。

心静很重要，圣贤们都能做到这一点。王阳明正是因为有这功夫所以才不动心。若心不能静，即使反省自我也不能彻底，即使找到原由也不明其理，无从下手，因为心是浮躁的。

曾国藩在强调静字的同时，还主张要有平淡的心境。他说：“思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