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先做事，做事先取诚。”对_人对事多一份诚心就多一分成功的可能。

很多人都有同感：在人情逐渐冷漠的现代社会，要做到知心实在太难。以诚相待，可以得人心。此学问简单得很，但对有些人来说，难于上青天。

曾国藩把人心诚伪作为人的基本品格来认识，认为只有诚实对人才能和他交往，才能有信誉可言。此为其一生必备的交际学问。

曾国藩认为，天地之所以运行不息，国家之所以存在建立，圣贵的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都是因为一个诚字。若世上人人欺人，人人被人所欺，世必乱。

人必须虚怀若谷，心地坦荡，毫无私心，然后才能真实无妄。所谓实，就是不欺骗。人之所以欺骗他人，必定是心中怀着私物。心中别有私心，不敢告人，必然编造谎言骗人。若心中不着私物，又何必欺骗人呢？他之所以欺骗他人。也是因为他心中怀着私物。

诚，就是不欺骗；不欺骗，就是心中无私；心中无私，就是至虚(虚怀若谷)。因此，天下之至诚，就是天下无私，天下才称之为天下。现实中，与人交往之初若未能得人心，不要着急，尽可以继续以诚待人，多做交流，久而久之，大家自然能了解你的心意。真话，不妨多说。但是不可以攻击他人的隐私，尤其不能背后诋毁他人。“言多必失”是在没有思维过滤下做出了错误举动。

曾国藩说，我们应该永远诚心待人，虚心处世。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变初衷，终有顺理成章的那一天。虚心、踏实，终有为大家所理解的那一天。真正有诚之人必是心怀坦荡之人，是不会因为流言而改变自己初衷的人。

用兵久则骄惰自生，骄惰则未有不失败的。“勤”字可以医治怠惰，“慎”字可以医治骄傲，在这两个字前，还需有一“诚”字作为根本。一定要立志将此认识透彻，坚持到底。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军人天生是直爽的，文人的心多曲，多不坦白，商人多算计多计谋。不同的人需要改进的地方也不同：文人必须完除去歪曲私心，事事推心置腹；军人也要多在为人行事时多考虑别人的感受；商人要参透只有真心为顾客着想才会获得成功，这是说的交往中的诚实。以诚为本，以勤字、慎字为用，也许可以避免大灾大败。

自古以来，“信”字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并不一定明显违背条约，或者放弃承诺，才算是失信；即便是纤细之事，谈笑之间，也必须真心实意办理或说出。心中对他只有七分，外表不必假装十分。既然已经通和讲好，那就要凡事公平合理，不使远方的人吃亏，这就是恩信。至于令人敬畏，在自立自强，不狐假虎威更不装腔作势。面临危险有不屈不挠的气节，面对不义之财有不沾染的廉洁，这就是威信。这两种做法，可以在无形之中消除祸患。

诚是儒家思想中—个重要的概念，被认为是天地万物存在的依据，同时也是人的道德修养中—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曾国藩主张“诚”，而目．也是身体力行的。

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他发出自己出办团练后第三封给湖南“公正绅耆”的公开信说：“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唯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父君。”“不要钱，不怕死”，是他的“血诚”的重要内容。后来，他失败于靖港，在向朝廷的请罪折中信誓旦旦地说，虽然挫折，仍当“竭尽血诚，一力经理”。曾国藩一生正是秉着这股“血诚”来与太平军和捻军纠缠的，可以说他用行动为“血诚”作出了生动的诠释。他说：“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他简直把“朴诚”当作医治满清王朝的政治病的一副“良药”。可惜朝廷早已经病人膏肓，无可救药了。

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需有一“诚”字，也处处以“血诚”要求自己的下属。例如，他说，带兵打仗的人，第一要会治理军队，第二不能怕死，第三不贪图名利，第四要能吃苦。接着他说，大多忠义双有血性的人，这四点都具备。没有血性的人等于一无所有。

总之，血诚是曾国藩修身、求才、治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是他借以团结一批封建文人、巩固官位的精神力量，也是他企图“复礼”实行“礼治”的重要保证和理想途径。这正是魏征所说的“君子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的意思。

无论修身做人还是治家治军，曾国藩所信奉的只有一个“诚”字。正所谓“诚心千金难换”，当别人拿出一片真诚的时候，感动地接受就是了，千万不可伤其心，要明白事可改而心难换。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有义务为别人无偿付出，不论是日常生活还是职场、商场都是这个道理。有诚有义者必有所获，懂得珍惜他们的人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