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真正的聪明在于内心的实在，行动切实有效。

梦想曾经远在天边，现实却是近在咫尺。在虚幻与现实之间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曾国藩不是伟人，由于时代的局限，他只是一位封建士大夫，在国与己的选择中更多倾向于后者。他的进德修身的延伸便是既成就自己，也成就别人，其明哲保身的思想依然存在。这些不是因为他的报国目标过于远大而不可行，而是因为在实现远大理想之前要先扫清脚边的尘埃与阻碍。曾国藩虽然以成己成物为治学的中心，但是对为人为己的区别却是很严格的。他认为，治学有为人为己两种目的。

在曾国藩所处的那个时代不乏学问广博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可以称得上是鸿儒硕学，但其中为别人做学问的人多，为自己做学问的人少。例如曾国藩在戊午十一月的《日记》里就说：“本朝博学之家，信多鸿儒硕士，而其中为人者多，为己者少。”“学者用力，固宜于幽独中，先察为己为人之界，分别明白，然后审端致力，种桃得桃，种杏得杏。未有根本不正，而枝叶发生能自畅茂者也。”

曾国藩所说的为己，不是自私主义而是抓住道理自己坚守，执著而不生他念，虽然功效不明显，但是在日益长进。所说的为人，就是曲就学问而阿谀世故，对别人认为好的事情自己也都认为好，没有自己的看法和主见。虽然看似明确，而实际上每天都有损失。所以他主张做学问的人，先求自身的自立自达，不人云亦云，为自己争取发言权。

他认为每个人都是五官俱备、百骸俱，然而一旦要埋头治学问，为人而学者，不去实践圣人的做法，而总是追逐大众的喜好，他疲于奔命的一生只不过是为了一些庸人的毁誉，竟然为此死而不悔，这种人可称得上是最愚蠢和没有灵气的人。这观点说明曾国藩是一个不流于庸俗而且有极强进取心的人。他跟自己的弟弟如此谈科名与人生，并不是阻止他们参加科举，而是让他们了解，科场里面有许多虚幻不实的东西，人生意义大于科举，应当尽心于进德修业，努力把自己的每一天过得充实而有意义，这样才不枉此生，不辜负长辈的教诲，才对得起自己和亲人。人生真正的获得不在功名利禄而在于自身的修为与满足。

古今胸怀宽广、踌躇满志的人很多，然而真正能建功立业、传世不朽的人却少之又少，这固然与天赋、时机有关，也同他们的办事方法密不可分。一些人有了远大志向，却缺乏一步步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认为自己志在天下，不愿去理会“琐事”，如果这样只能流于空想。因为任何远大的志向都是每天努力的积累结果，世上没有一步登天的人。

由小而大，由弱到强的过程是成功者必经的过程。如果只向大处看，而不从必做的小事上着手，就犯了一屋不扫而扫天下的毛病。儒家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一条由小处开始向远大目标前进的路径。曾国藩正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成就大事的。

曾国藩的成功之路始于修身，考中进士后，便师从唐鉴，专宗程朱理学。唐鉴教导他说，要精通理学，先应专治一部经典，从识字明义开始，一字通则一句通，一经通则其他诸经可以旁及。积少成多，逐渐长进。倭仁也是当时的理学大家，曾国藩向他学习检身功夫。倭仁的功夫就是从小处开始，每天从早起到入睡，一举一动，坐卧饮食，都严格要求，并且记下札记，以备反省。

曾国藩还特意为自己订立了一个课程表，表示“从此立课程。新换为人，毋为禽兽。”这个课程共分为：敬、静坐、早起、读书、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作字等十几个方面，对自己的生活进行面规划，严格规范。

为此，他还特地印制了一批日记本，按上述十几个方面分成栏目，随时填写。这些资料部分留于后世，当现代人亲眼看到这些细致、严肃的日记时就认识到，曾国藩的成功，绝非侥幸所致，如果没有这一点一滴的努力，是绝然不可能的。所以说只有务实精神才是做事的正确态度。后来曾国藩根据自己的办事经验，总结出“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这句名言。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近年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陆氏(陆九渊)但称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辅以朱子(朱熹)铢积寸累功夫，则下梢无把握，故国藩治军，摒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说，专就粗浅纤细处致力，虽坐是不克大有功效，然为钝拙计，则犹守约之方也。

在实践上，曾国藩凡事都从局、大处考虑，但小处的具体步骤又有条不紊，极有章法。他一生中，坚持早起，每日必读数页书，坚持亲自写家书，批文稿，以勤俭自戒，从不敢违背。正是这种务实和坚持才使他大业有成。在用兵治军上也是如此。

1858年，他教导刚刚从军不久的弟弟曾国荃说：“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所谓脚踏实地、克勤小物，正是说从小处、实处做起。曾国藩治军，不仅一切营制、规则、将领选拔任用都亲自决定，就是训练他也一手抓起，凡事亲力亲为，认真严谨。

曾国藩对军中细事无不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