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只有认清自己的心才能知道什么是最值得去做的，什么样的状态是该感到满意的。拥有赤诚之心，才能成远大之器。

一个人没有实力也没有条件的时候，知足常乐是正常现象，但有实力有条件的时候还能够严守自道就很不容易了。

太平军起义爆发后，起义军人湘，曾国藩在家乡训练地方团练，组织湘军镇压起义军。只有研究经学并胸怀大志的王闽运久知曾国藩大名，决定写信将自己的一套经世安邦之策告诉他。王闽运认为《春秋》主旨在于拨乱反正。治经要经世致用，他的致用是将经与术结合起来。他想用纵横之术辅助识时务之人成帝王之业，在乱世，谁能拨乱反正，成大事业，即辅助谁，但又要看准时局变动的趋向，静观事态发展，未到合适的时机，要蛰伏隐退；时机到来，再大展才能。

王闿运认为，能成就大事业的人，既要有满腹经纶，又要有居静不动的修养，为人可进可退。进时，用儒学、儒教使处乱达到升平，推致太平；退时，用老庄的学问，庄子的禅悟人生，去掉忿怨，怡然自乐。他据此问题多次给曾国藩上书，引起了曾国藩的重视。在曾国藩率军与太平军作战期间，王闽运多次来到曾国藩驻地，反复劝说曾国藩与太平军“连横”反清。曾国藩虽对王闿运以礼相待，但对王闿运的意见，他很少采纳，因为他根本没有称王为帝的野心。

1855年王闽运劝曾国藩独立，遭曾国藩严辞拒绝。1860年他又一次来到曾府，极力鼓动曾国藩独立出来，曾国藩只是听着，不发表任何见解，后来用食指蘸杯中茶汁在茶几上涂抹几下。过了一会儿，曾国藩起立更衣，王闽运便站起窥视几上，只看见一个隐隐约约的“妄”字。只此一字就足见其“忠君”之心。

其实，在安庆战役后，曾国藩的下属将领即有劝进之说。安庆攻克后，湘军将领想举行盛大的宴会表示祝贺，遭曾国藩拒绝，只准他们写对联庆贺。李元度提笔写下“王侯五种，帝王有真”，曾国藩一见，当堂撕毁，并厉声斥责李元度。即便如此，其他将领所写的对联仍然不合曾国藩的心意，后来“曾门四子”之一的张裕钊来安庆，向曾国藩呈献一联，联说：天子预开麟阁待，相公新破蔡州还。

曾国藩一见此联，连声叫好，随即传示诸将佐。

曾国藩北上“剿捻”之际，王闿运再次来到曾府，曾国藩心中虽极高兴见他，但想起王闽运前两次“劝进”，心里还是有所戒备。不想王闽运这次前来与前次判若两人，只与曾国藩讨论学问，不论及其他。他对曾国藩说：“公之文，从韩愈以追西汉，逆而难，若自诸葛、魏武帝以人东汉，则顺而易。”曾国藩开始时听得津津有味，越听越不对劲，到后来还是听出了王闽运的弦外之音。原来王闽运还让他做曹操。曾国藩不急不躁，故作不知，王闽运劝谏无效，只得悻悻而归。

三次纵横计不成，王闿运对曾国藩的看法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后来王闽运一直抑郁不得志，写下了“纵横计不受，空留高咏满江山”的诗句，可见王闿运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

曾国藩寿诞之日，好友胡林翼来贺，赠联一副：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曾国藩一见此联满心欢喜，不想胡林翼告别时留一小条在茶几上，上面写着：“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国藩一见惊惧万分，旋即撕得粉碎。

左宗棠也曾有一联用鹤顶格题神鼎山联，联上写道：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左宗棠写好这一联稿，请人转交胡林冀，再呈给曾国藩。曾国藩一见，将下联的“似”字用朱笔改为“未”字，原封送还胡。胡见曾的修改，遂在笺末大批八个字日：“一似一未，我何词费！”曾国藩劝石达开降清，石达开便点醒他，说他是举足轻重的韩信，何不率众独立？曾国藩默然无语。

由此可见，曾国藩身为清朝的中兴大臣，手握兵权，有做皇帝的条件而不做皇帝，这与他处事的态度是分不开的。在曾国藩的心目之中，绝无“华夏之防”的种族观念，他只有“地位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的“君，天也”思想，是偏狭的传统守旧思想，他努力地“效劳朝廷，忠君报清”，只是为了争取异族皇帝赐给他高官厚爵及地位而已。

1864年，湘军攻克天京，此时湘军的政治力量与军事力量达到鼎盛时期，湘军的极盛将曾国藩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十多年来湘军将士南征北战，辛苦奔忙，都应有个好的归宿，当时很多将领都想拥立曾国藩做皇帝，借此享受荣华富贵。而且咸丰皇帝临死的遗言，为“克复金陵者王”。实际上，曾国藩攻克金陵后，仅仅得了个一等侯。

据说，曾国藩率军攻克天京，进入一片狼藉的石头城后，有一天晚上，大约十一点钟左右，曾国藩亲审李秀成后，将领们齐聚大厅想见曾国藩，欲劝他称帝。但曾国藩堵上了众人的嘴。可见湘军的确曾有过拥立曾国藩做皇帝的一幕，在专制王朝，这种非常之举是成则为王，败则诛九族的。曾国藩明知众将的来意，也不说出来，只用十四字联语作答，做到了不违敬、不点破且明意，由此可见他的智慧、谨慎与忠诚。曾国藩放弃称帝的机会，确是怕被后人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