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是为了伸，藏锋本是蓄志，不屈难以伸展，不藏锋志从何来？

安静的力量在于不作声却能万事周，不引人注目却能实力非凡。真正厉害的人物大多懂得安静的力量。这样的人明白：改变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不需要大张旗鼓地宣扬。

有人说，曾国藩能够成功的最大原因，是他深请藏锋的道理。曾国藩自己也说：“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他处。”事实上，这才是真正的聪明。

一个人的成就有大小，小者或可从辛苦强学得来，若成就大业，只靠辛苦强学还是不行，必须有超人的领悟天才，才能相济为用。

曾国藩重视才与德的相对作用。只不过他有一种谦德，认为才是靠不住的，如果恃才傲物，就容易泛滥横流，近乎小人了。他在家信中对子弟的贤否，也有六分天生，四分家教的话。何以又这样重视天命天才呢？好像是他的一种矛盾思想，其实不然，这正是中庸相反相成的道理。他自称愚柔，而致九弟书云：“古来豪杰，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弟能夺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销损，此是过人之处，更宜从此加功！”

曾国藩的祖父告诉他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了。”可见曾国藩只是在不做上下功夫，颇有大智若愚之意。

不但才与学相济的道理是如此，在舒发志气方面，屈伸行藏，也是一样的。曾国藩初人北京会试的时候，就抱有大志，但随着阅历的增加，他也深谙圆通藏锋之道。曾国藩认为凡是有血性有志向的人都想成为人上人，而地位越是卑贱想获得的地位就越高；收入越困难，就越想发大财。缺少什么就越想得到什么，这也是人之常情。而其中的君子却一直默不作声。是不想有所得吗？只是他看透了众人的争名夺利而已。达官显贵不计其数，都位高权重还自以为聪明过人，而转眼间就可能成为厮役走卒了，而那些只有虚职，天天说自己不够好的人却能安然无忧。

由此可见，他看到了更重要的东西，不屑于轻易显露锋芒。曾国藩认为：“诚中形外，根心生色，古来有道之士，其淡雅和润，无不达于面貌。余气象未稍进，岂耆欲有未淡邪？机心有未消邪？当猛省于寸衷，而取验于颜面。”这显然是时机未到，在行所谓龙蛇之道。虽然已经很难看破，他还是觉得自己藏得不够深，准备再进一步，让人一点征兆也感觉不到。

屈是为了伸，藏锋本是蓄志，不屈难以伸展，不藏锋志从何来？曾国藩的“藏锋”表现在他与君与僚属的共同处事上。

在政治、为人上，.曾国藩是一个儒家；在军事、养生上，曾国藩又是一个道家。正因为他学养深厚，才能做到“凡规划天下事，久无不验”。他能总揽局，抓住要害，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水平，以致皇帝都经常下诏让他规划局。又因曾国藩能慧眼识英才，看得准识得透，大凡他所举荐的人，都不会辜负他的期望而有所作为。正因为他学养深厚，才能以文人身份站在行伍之间，在军覆没之时，能稳住军心，东山再起。

曾国藩藏锋的典型事例很多。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攻破，红旗报捷，他让官文列于捷疏之首，即有谦让之意，尤其是裁撤湘军，留存淮军，用意极为明显。一裁一留，既减锋芒又能自保，足见其心思之精妙。

曾国藩藏锋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生存之道。有才干本是好事，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在恰当的场合显露出来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带刺的玫瑰最容易伤人，也会刺伤自己，露才一定要适时、适地。时时处处才华毕现只会招致嫉恨和打击，导致做人及事业的失败，不是智者的所作所为。

有志于做大事业的人，可能自认为才分很高，但切记要含而不露。俗话说，“难得糊涂”，偶尔迷糊一下也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可见人不知我，心里老大不高兴，这是人之常情。于是有些人便言语露锋芒，行动也露锋芒，以此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更有一些深藏不露的人，好像他们都是庸材，胸无大志，实际上只是他们不肯在言语、行动上露锋芒而已。因为他们有所顾忌。表现本领的机会，不怕没有，只怕把握不牢，只怕做的成绩不能使人特别满意。

《易》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无此器最难，而有此器，却不思无此时，则锋芒对于人，只有害处，不会有益处。额上生角，必触伤别人，不磨平触角，别人必将力折，角被折断，其伤必多。锋芒就是额上的角，既害人，也伤已！

古语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人出名了，一定会招人侧目而视，是惹祸的根由。

善于处世的人应该懂得在名利两字上瞻前而顾后，适可而止，有所节制，在张扬的个性里加一点低调和谦虚。人生的收获不在于引人注目而在于有实在的成绩。多被人关注一分反而会多一分压力。所以，默默收获才是上上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