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森时常想，评价很多事情对错和值得与否，往往都取决于未来自己变成什么样子的人。人的过去和历史一样，是由后来人盖棺论定的。

如果某天她和自己的亲姐姐一样，从乖乖女成了大龄剩女，三十二岁的交际圈狭窄的市博物馆讲解员，每天奔波于一场又一场的相亲中、寻找一个门当户对、平头正脸的男人充当归宿——也许她会因此对大学二年级的十一长假抱有深深的怨念和悔恨。

那个慌乱的长假中，她放开了一个平头正脸的男人。

许多往事在脑海中念念不忘的只是一个场景，慢慢地赋予了自身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意义。或者说，它已经升华成某种感觉，储存在记忆的角落里，稍一触碰，就在心田弥漫开来。

弥漫的是什么——这是无论如何形容都永远不可能贴切的。

所以，每当别人问她，究竟为什么和徐志安分手，她想到的，并不是那个阳光下双手插兜眯着眼走神儿的少年——虽然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他都是他们分手的诱因。

脑海中蒸腾着的雾一般的画面，其实是列车，深蓝色的夜空，一闪而过的橙色路灯，铁轨“咔嗒咔嗒”的响动，乃至邻座睡相恐怖的大婶。

其实，在夜奔的某一刻，一切就都写好了结局。

9月30日晚上，陈晓森坐在奔向北京的夜行列车上，尽管是软座车厢，但是坐得太久屁股也会有些痛。身边的陌生女人已经熟睡，脸微仰着侧向自己这一边，嘴巴自然地张着，颧骨突出、脸颊凹陷，丑得吓人。呼吸间伴着若有若无、时强时弱的鼾声，气息淡淡地喷在陈晓森的脖颈间。尽管女人闭着眼睛，可是仍然带给陈晓森一种被视线笼罩的不安感。

她无奈地转移视线，安静的车厢里除了微弱的鼾声，就只剩下列车驶过铁轨接缝处时发出的有规律的响动。陈晓森始终处于一种混沌而清醒的状态。被铁轨声和光线不明的车厢催眠，却又舍不得睡。

对，就是舍不得。

周围到处都是人，可是其实一个人都没有。他们都很陌生，他们都很沉默，只有她睁大了眼睛，只有她自己存在。

平常即使闲暇也往往会找些事情做——时间就在食堂、宿舍、教学楼的往复中，电脑前网络后一遍遍地刷新中，自己都无意识的情况下，慢慢流逝。

她回头，看不到自己的轨迹。

上个星期天做了什么，为什么作业又是临时抱佛脚抄室友的？既然没学习，那为什么好不容易借到的套的《银魂》DVD到现在也没看？

我真的活过吗？

陈晓森不敢肯定。

只有此刻。她清楚地听得见自己的心跳，摸得到自己的灵魂。

原来灵魂还在身体里。

原来她还存在。

那一刻她突然很想哭，她想向上帝耶稣佛祖如来一起祷告，请求他们，让这列车永远不要停下来，在深蓝的夜色中，伴着零星的路灯和安眠的稻田，开向无所谓的远方。

不要黎明，不要终点。

仿佛她的灵魂是露水，见光就死。

陈晓森是个平凡的女孩。

平凡的五官，平板的身材，平静的表情，平庸的智力，平整的人生轨迹。当年同学聊天提到周迅有部新电影上映，名字叫《明明》，坐在外围看杂志的陈晓森无意中听到了，抬起头问：“叫什么？《平平》？”

《平平》，莫非这部电影讲的是她和她的姐姐？

陈晓森的妈妈是中学老师，爸爸是大学老师，既不是重点中学也不是重点大学。家里的房子不大不小，存款不多不少，对两个女儿基本上也没有太多的期望和要求，健健康康、平平安安过一辈子就好。

他们都不知道，陈晓森很讨厌叠词。

所以新年的时候她捏着徐志安的贺卡，对着扉页中的“红红火火、平平安安、健健康康、顺顺利利、快快乐乐”看了许久，然后还给他，说：“你写字的时候结巴吗？”

火车终于还是到站了。虽说是初秋，但北京早晨的空气仍然有点儿清冷，她没穿太厚的衣服，因为徐志安说中午的时候会很热。许多乘客早早地就把行李准备好，过道里塞得满满的，车刚一停就急着下车，推挤着向前走。陈晓森不明白这些人究竟在急什么，好像被别人抢先了就是很吃亏的事情似的。

她坐在原位，静等着人走光。

透过窗子，看到徐志安。他穿着黄色的长袖T恤和深蓝色的牛仔裤，从远处跑过来，大腿圆滚滚的，好像又胖了些，而球鞋还是脏脏的。

看到他，陈晓森才确切地记起他的长相，然而分开后一转身，好像就会忘记。

高中毕业后，有人知道徐志安和陈晓森在一起了，很善意地开玩笑说，你们俩真的挺有夫妻相——陈晓森笑，心想，跟自己这样的人有夫妻相的，中国能找出大约一亿来。

徐志安一路瞄着车厢号，到了她这节车厢的出口停了下来，透过下车的人往门里看。而陈晓森就在不远处透过窗子看着他。

早晨还是来了。她的存在感一点点地变弱，弱到忘记要寻找存在感这回事。

他牵着她，时不时地侧过脸傻笑。陈晓森心中不是不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