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昌至上海，走陆路约有一千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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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军在正常情况下，步兵每日可行军四十公里，若强行军，可走六十公里。最精锐的侦察兵，连续一昼夜急行军可走一百二十公里。普通骑兵一日可行一百四十公里，若连续一昼夜急行军，可走两百五十公里。

从武昌至上海，若沿长江走水路，大约有一千五百公里水路。

长江上的传统木质帆船，在最理想的情况下，顺风顺水，一昼夜可行船一百二十公里。若顺风逆水，一昼夜可行船五十公里。

这种船运速度与步行相比，可谓有天壤之别。所以在古代，水上航运相对陆运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复兴会旗下的姑塘造船厂、武穴造船厂已经开始大量生产蒸汽轮船。汽轮的航速、载重，相对木船来说，又有了质的飞跃。

右二军最新式的200吨级铁甲舰，使用螺旋桨推进技术。如果使用优质燃煤，航速可达12节，即每小时22公里。假若一昼夜连续航行，理论上可航行五百二十公里。

武穴造船厂生产的最新式商船，无需披挂铁甲，船体较轻，航速较铁甲舰更高，可达到14节。

就当时的军事技术而言，这种恐怖的行军速度使复兴军在清军面前具备了无与伦比的优势。

9月14日上午，吴捷乘战舰抵达安庆。安庆是安徽省省会，安徽军政委员会主任雷振邦，副主任李瀚章等人已得到消息，在码头处等候多时。

李瀚章是湘军降将，在1855年九江之战中归顺复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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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振邦向吴捷简要汇报了安徽省目前的概况，说自己正在集中精力在庐州府、六安府搞土改，也分兵在凤阳、泗州发起了佯攻。

吴捷说：“老雷，就现在的形势看，佯攻恐怕是不行的。我看，你们得发动一波大的攻势，进一步吸引清军主力，配合我们东征苏浙。”

雷振邦深感为难，说道：“会长，第三师眼下都快抽空了。我手上实在是无兵可用了。眼下颍州、泗洲两地，全靠捻子在打头阵。捻子人心不齐，不堪大任呀。”

吴捷早有预料，笑道：“早知道你有困难。我这次调来了一支太平军，为首是员小将，名叫陈玉成。这波攻势，由陈玉成负责。他这支人马，以后归入第三师编制。”

陈玉成虽然才二十岁，却已成为太平军中的杰出战争将。他作战英勇，功勋卓著，得到了很多复兴会高级干部的认可。

几个月前，在武昌之战中，陈玉成率部参战，曾与湘军悍将鲍超、李续宾交战，取得优异战绩。陈玉成军本在南路军序列，与第二师、第四师并肩作战。

左七军第二师、第四师在战后补充了很多湘军俘虏。陈玉成军中有两千名广西老兄弟，与这些湘军俘虏关系并不融洽。

陈玉成是个难得的将才，喜欢打仗不喜欢民政。吴捷征求了他的意见，把他调往皖北前线，从此归入第三师的建制。

雷振邦知道陈玉成少年英雄，大喜过望，问道：“会长，听说湖南境内的太平军都已接受改编，在各级配备了复兴委员。不知陈玉成的搭档是谁？”

复兴军实行军政双主官制，每一级都有两名军官，互为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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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捷告诉雷振邦，与陈玉成作搭档的复兴委员是沈骏，兼任参谋长。武昌之战时，沈骏还是第二师侦察科长。

雷振邦想起了沈骏。沈骏曾是近卫团第一连连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将军苗子。

雷振邦向吴捷表示感谢。吴捷却说：“不要感谢我，要感谢组织。”他又向一旁的李瀚章问道：

“筱泉，你家少荃什么时候归顺呀？”

李瀚章大吃一惊，不知道吴捷为何对自己的弟弟李鸿章如此感兴趣。

李鸿章年纪轻轻便中进士，点翰林，少年得志。但他素怀大志，不甘心在京城浪费青春，便于1853年离开京城来到皖北，试图以军功获得更高的功名。

与历史上的一样，李鸿章才干优长，很快便在皖北立下了威名。1855年初，趁湘军在江西发动攻势，李鸿章率领团练攻占庐州，“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

然而，他年轻气盛，功高震主，引来官场嫉恨。一时间，谣言四起，李鸿章在乡间几乎难以自立。

1857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病死。李文安与曾国藩是同年进士，曾在京城穿针引线，让李鸿章拜曾国藩为师。

李文安病死后，李鸿章在外带兵打仗，照例应该夺情，无需回乡守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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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安徽巡抚、满人福济径直上书朝廷，奏报李鸿章丁忧，夺去了李鸿章的兵权，逼迫李鸿章回乡。

李鸿章之才胜于曾国藩，而为人处事又胜于左宗棠，所取得的成就、地位也胜于曾国藩、左宗棠。只是，他在甲午战争中战败，负责签订《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在历史上留下了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