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许攸的最高追求应该是破坏规则，让自己凌驾于规则之上，在袁绍集团中是这样，在曹操集团中也是这样，这也是一种贪婪的表现。

至于财物方面，许攸是名士，以游侠闻名，应该在一定程度上遵循名士、游侠的道德标准和外在表现，许攸应该不是单纯的贪财之辈。

好在，关于许攸的具体情况，莫连山很快就能掌握，因为在重新修炼音波功时，莫连山已经恢复了部分精神力，已经有精神扫描的能力，这是打探情报消息最好的手段。

关于入仕袁绍，崔琰不置可否，但作为世交，崔琰还是问了“陈到”一个问题：“顺臣？忠臣？奸臣耶？”

在古代家天下的体制下，君主往往被看作国家、社稷的代表和象征，君倒则国亡，反君就是叛国。是否拥护君主，被看成是判断臣子是否爱国最重要的标准。

因此，从国家的角度，以比较宏观的视野，荀子把臣子分成态臣、篡臣、功臣和圣臣四类，苏秦、张仪等是态臣，李兑、孟尝君等属于篡臣，管仲和孙叔敖等是功臣，伊尹和姜太公等是圣臣。

但这只是一般的情形，所以荀子又从君主的角度，以中观的视野，把人臣分成顺臣、忠臣、谄臣、篡臣和国贼五类。

顺臣易。

服从君命，执行的结果对君主有利，叫做“顺”，这是大多数官员的常态。顺臣覆盖面广，里面的成分是比较复杂的，顺臣往往得不到君主的重用或欣赏。

荀子分析认为，君主对顺臣不满意，那可能是顺臣对君命响应不够快，不够雷厉风行；响应很快，君主仍然不满意，那可能是臣子缺乏恭敬之心；对君主满怀敬畏，君主仍然不满意，那是因为对君主不够忠心耿耿；对君主忠心耿耿，君主仍然不满意，那是因为臣子没有功绩；为君主做出了功绩，君主仍然不满意，那是因为臣子没有德行。

所以作臣子的如果没有德行，做事再敏捷，功劳再大，付出再多，都是得不到君主肯定的，君子是不会这样干的。臣子首先要有良好的德行，仅仅做一个听命于君的顺臣是不够的，应该努力做一名忠臣。

忠臣难当。

敢于违抗君命，但行事结果是对君主有利的，这叫做“忠”，忠又分大忠、次忠和下忠。

能够凭借自身高尚的德行推翻君主的决定，使君主不断向善，这是大忠，像周公侍奉周成王那样，就可以称得上大忠了。

能够凭借自身的德行使君主调整决策，并得到君主的信任，为君主所倚重，视作辅臣，这是次忠，像管仲侍奉齐桓公那样，可以称之为次忠。

用正确的主张劝谏君主，希望他改正错误，但触怒了君主，这是下忠，像伍子胥侍奉吴王夫差那样，只能称为下忠。

奸臣无耻。

服从君命但结果是对君主不利的，称作“谄”，用不符合先王之道的方式诱导君主，就是谄，用不符合先王之道的方式附和君主，则是谀。

违抗君命并且结果也对君主不利的，称为“篡”；对上不忠于君主，对下善于赢得百姓的赞誉，不顾国家利益和普遍道义，拉帮结派，一心想着包围孤立君主以图私利，这是篡臣。

不顾君主的荣辱，不管国家的得失，为了保住自己的俸禄和小团体的利益，不讲原则地迎合君主以苟且偷生，这是国贼。像曹触龙那样侍奉商纣王，就是国贼。

看忠、顺、奸的表与实。

为了善行而抗争，为了国家利益而违逆君主，将生死置之度外，没有私心，一心为公，忠心耿耿，这是“通忠之顺”，表面上忤逆君主，实质是出于忠心的顺从，信陵君基本上是这样的人。

为了礼义而争夺，为了仁义而征伐，为了正义而君臣易位，其功业顺乎天地，恩泽滋润万民，这是“权险之平”，反经而合道，救国家于危难，以实现天下平服。商汤王和周武王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原先都是臣子，但桀纣无道，人神共愤，汤灭夏，武灭周实际上是忠、是顺。

《诗经》上说：“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旒，何天之休。不竞不絿，不刚不柔。敷政优优，百禄是遒。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厖。何天之龙，敷奏其勇。不震不动，不戁不竦，百禄是总。”

商汤王讨伐无道，灭夏建商，得到了上天赐予的两件宝物——“球”和“拱”，象征着天授神权，各诸侯国一致拥护商汤为领袖，行礼义之治，福禄无疆。

君主无道，臣子还为他辩解，无原则地附和，不顾是非，不论曲直，苟且偷生，迷惑混乱，疯狂享受生活，这是“祸乱之从声”，表面顺从，实则祸乱之行，飞廉和恶来就是这样的人。

古书上说：“斩而齐，枉而顺，不同而一。”有时候通过裁剪才能统一，有时候弯曲顺从才能和谐，存在差异是正常的，最后都可以和谐统一。无论臣子怎么做，关键是否合乎大道礼义，自己的德行是否过关。

成功从来就不轻松。

莫连山想到现代社会的生活。

如果我们把公司的老板比作君主，职业经理人比作人臣，荀子关于人臣之道的论述，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在职场里要想出人头地，要么做“忠臣”，要么做“奸臣”。大多数人不忠不奸，所以只能朝九晚五，领一份饭票，很难有大的作为，如果这是自己自觉的选择，那就不要怨天尤人，这也是一种生活，未尝不能悠然自得。

奸人在任何时代都容易上位，但下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