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世界中，影视剧及小说对刑侦知识有着大量的错误描写，这些描写误导了一部分人，并因此衍生出许许多多的奇案，我遇到的案子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

马山县以养山羊闻名，早在明末清初就有山羊出口，21世纪后还获得了“中国黑山羊之乡”的称号。记得，那是1996年的夏天，马山县的一只黑山羊在排便时，排出了骇人的东西。养羊场的工人刚好在清理羊圈，发现了那个东西，于是吓了一跳。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传遍了整座县城。那么，黑山羊在排便时，排出了什么呢？值得整座县城为之一惊吗？案子还得从头说起。

过去，马山县有人办喜事，会请电影院的人来放电影，从高处放下幕布，那就是露天影院了。96年时，一家有钱人娶亲，在县郊的新房办完喜宴，请所有人看了一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那时候，电影即使下线了，有些小县城仍能不断循环地播放，也没多少人管。可就在电影放完后的第二天，一件恐怖的事情发生了，空地上正躺着一个女人，而那女人的双眼竟被人剜走了。

马山县是个小县城，人不多，只要待的时间长了，很容易混个脸熟。那晚的喜宴，很多人都到场了，包括马山县公安局的大部分同事，惟独没请我。为什么呢？因为法医经常碰死尸，大家觉得不吉利，一般有喜事，谁都不会想请法医。当有人报案后，我同事就说，被害的女人也在喜宴上，他看见过，其他同事也都这么说。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大家都是嫌疑人或证人，既然如此，那么许多同事就不能参与办案了。

这里先说个题外话。在美国，法医出庭作证不仅是诉讼习惯，而且是强制性的法律规定。法律常识认为，任何证据都必须经过法庭质证才能被用作定案的根据。可在中国，实际上到了很晚的时候才有第一例法医出庭作证的案子。同理，我的同事虽然是证人或嫌疑人，但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部分人还是参与了侦办案件的过程。

言归正传。

当接到报案后，我们迅速赶往现场，可后来赶去时，尸体竟然不见了，只剩下一摊血泊。这又不是拍鬼片，尸体肯定不能自己走掉，何况青天白日，哪有不分日夜闹鬼的。一问之下，我们才得知，那女人没死透，有人发现她还有气，于是将人送到县医院抢救去了。

这情况完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但被害人没死，那她会指认凶手是谁吗？虽然被害人幸存下来了，但她处于危险期，还在抢救中，民警自然不能去问她了。而且被害人本身就是瞎子，即使能开口说话，她也看不见凶手，问了也百搭。可正是如此，案情才显得扑朔迷离，因为被害人是瞎子，剜走她的双眼有什么意义吗？若要杀人灭口，凶手已经下了毒手，何必多此一举呢？

在凶案现场，我们经过勘查，没有发现被害人的眼球，但附近的人家都养了中华田园犬，而且从不拴上，很可能被害人的眼球已经被它们吃掉了。在寻找眼球的同时，我们又为寻找第一犯罪现场而忙碌着，因为露天影院有拖拽的痕迹，很可能是凶手从别处抛尸至此。至于抛尸为什么不选择隐蔽的地方，这又是一个谜。

为了解决难题，我还是决定先把法医的工作做好，认真研究被害人身上的伤势。在拿到了马山县人民医院传来的资料后，我发现被害人后脑勺有钝器损伤，形成了颅骨类圆形塌陷骨折。这种损伤会使被害人短暂昏迷，甚至死亡，很可能是由锤子，或斧背造成的。

凶器有了一个大概的范围了，我们就再来看被害人的情况——女人叫梅花，从小就是瞎子，家中有一老母，彼此相依为命。梅花一穷二白，因此劫财的可能性不大，梅花与邻里关系也很融洽，仇杀的几率也很小，如此一来很可能是歹徒心生邪念，想要对梅花实施强奸。事实上，我看到医院送来的物证时，也是这么想的，因为梅花的衣服和裤子都被撕扯过。可问题又来了，梅花没有受到性侵犯，在她身上找不到更多的证据了。

更令人头疼的是，那些物证在抢救的过程中被破坏了，我经过检验，并没有得到太多的线索。民警寻找第一犯罪现场的工作也不顺利，一方面是露天影院周边环境复杂，另一方面是梅花的母亲觉得女儿出事很丢人，一直阻挠民警办案。

如此一来，我们除了医院送来的物证，手上就没有可用的线索了，这是叫法医做“无米之炊”呀。好在，医院拍摄的照片很清晰，我也检查过梅花头部的钝器损伤，她颅骨的类圆形塌陷骨折是由斧锤造成的，可以从损伤情况来确定凶器。虽然这等于是大海捞针，但总算是一个希望，梅花都能坚强地活着，法医没理由就先放弃她了。

斧锤作为凶器，在各类案件中很常见，通常有以下几种：木工斧、民用斧、奶头锤、八角锤、羊角锤、检验锤、石工锤、鞋锤、木槌和橡胶锤等等。这些斧锤造成的钝器损伤各有特点，只要一一比对，那就能确定凶器，不过这过程还是很复杂的。尤其斧锤在社会上很多见，除非凶器有极特别的特征，否则还是不能缩小凶器的范围。

经过仔细检测，在梅花颅骨的锤击面上形成了缺损，但无延展卷边现象，这就表明很可能是奶头锤一类的锤子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