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法医生涯中，跨省办案不过八次，最近的一次是在2010年4月份，去的地方是贵州朴公镇。一般法医极少跨省办案，除非案情重大，牵涉众多，或有利害关系，这样才会跨省做鉴定。在我接到上级通知时，下意识地就想，贵州的这桩案子肯定不简单。

接到通知后，我很快拿到材料，大致地了解了案情。

在2010年2月份的一天，贵州朴公镇两位民警追击一名持枪嫌犯，双方在一个工厂后面交火。嫌犯开枪发生跳弹，擦伤一位民警，之后嫌犯右腿被民警击伤，继而脑部右太阳穴中枪，当场死亡。现场有目击群众，他们声称，嫌犯右腿受伤后，已经失去逃跑能力，手上的枪也掉在地上了，警察却续打向嫌犯的太阳穴，有过度执法的嫌疑。

嫌犯叫邹云龙，是当地人，家里的亲戚能塞满一卡车。几年前，邹云龙在广东杀人抢劫，被列为通缉犯。2010年2月，邹云龙潜回家乡，被民警盯上，随即在交战中身亡。因目击群众皆称，邹云龙先被打中右腿，手枪滑落，这让开枪的民警被推到风口浪尖，并发生了群体事件，公众亦对鉴定结果的真实产生了怀疑。

鉴于此事影响甚大，死者家属也不认同本省鉴定，最高检查院的侦察指挥中心就做了安排与协调，任命广西的两名法医和四名技术人员重新做法医鉴定和枪弹伤检验。我拿到案件的材料时，还以为只是死者家属闹事，因为从材料上来看，案情一目了然，没必要再重新做鉴定。

等我一去才知道，案情比我想的要复杂得多，难怪会跨省做鉴定。

到了贵州后，我才拿到案件的详细材料，根据那上面的描述，两位民警分别开了两枪，嫌犯则开了三枪。两位民警用的都是92式手枪，而嫌犯用的是54式手枪（嫌犯十年前杀害贵州民警抢夺来的）。为什么我要说明双方使用的枪械？因为问题就出在这里。

简单地讲，92式手枪使用的是9口径子弹，54式手枪使用的7.62口径子弹，两种子弹是不一样的。两位民警一共打出4枪，只有一颗子弹在邹云龙的右腿中，脑部那颗子弹没有射穿，滞留在脑部，可那颗子弹经法医人员取出后，大家都对结果产生了质疑。

为什么会质疑呢？因为那颗子弹是7.62毫米口径的，即表明它是从54式手枪里射出来的，与民警无关。这个结果显然不能被死者家属接受，他们认为民警为了开脱，利用职务之便，篡改了证据。

我看完材料后，一样质疑证据保存链的完整性，而法医也未能够证明那颗检验的子弹确实是从死者脑袋里取出，且在被送到实验室以前没有被篡改过。那名法医深感被冤枉，想以死证清白，但在跳楼前被拦下了。可也因为如此，那颗从死者脑部取出的子弹就因为“不干净”，之后未被列为证据。

大家看到这里，或许会觉得我冷血，同是一行，为什么会质疑检验报告呢？这就要从找到的子弹说起。我看过那些采集到的证据，弹头和弹壳各有7颗（民警共开4枪，其中一颗在嫌犯右腿中，嫌犯开3枪），可以说子弹都在，没有一颗失踪。既然子弹都在，那么嫌犯脑部的子弹从哪来的？难道他知道插翅难飞，选择饮弹自尽了？

在我们做完尸检后，跳弹这一猜测就被否定了。死者右太阳穴的射入孔是圆形的，这与跳弹不符。因为跳弹的前提是弹头由枪镗射出后撞击较坚硬的物体上，借助弹头与物体的倾斜度而改变飞行了的路径，同时由于弹头与物体的碰撞，势必造成其形态的改变，而变了形的弹头所形成的弹孔往往是不规则的。

邹云龙那三枪是怎么开的？其中一颗子弹的射击方向（指弹头击中人体时的运行方向）是怎样的？缘何会射入他自己的脑袋里？这桩案子太蹊跷了，乃至我们不相信它的真实性，可越蹊跷的案子，证据其实越多。我记得，尼采就曾这样说过：一件事的荒谬，不能成为驳斥它存在的论据。相反，这恰恰是它存在的条件。

尸检做完后，我又考虑了枪击现场的情况，两位民警当时是与死者正面交火，右腿的子弹射入口就是在正面的。至于死者右太阳穴的射入口，民警们讲不清楚，生死一瞬间的事，他们记不得情有可原，很可能死者中枪后想逃跑，身子一侧就被打中右太阳穴。但若是这样的话，民警就是过度执法，可子弹又不是他们射出的，这案子可谓谜雾重重，难怪死者家属不认同鉴定结果，还引发了群体事件。

从广西来的我们备感压力，做完尸检又赶赴枪击现场，想要再做一次枪击现场的重建。可是，此案事发两月余，现场早就因人为和天气的因素，面目非了。贵州方面的技术人员早就做过现场勘察，我对此行并不抱希望，但来都来了，不到现场看一看肯定说不过去。

出人意料，这一次我们收获很大。

死者脑部射入口的擦拭轮和污垢环是对称的，这说明射出子弹的人应该是正对着死者的右太阳穴，若角度偏斜，那么射入口的擦拭轮宽度极可能会不对称，形状有点像鸭蛋。我按照死者生前站的大概位置，推测子弹的射击方向，最后走到了工厂后的一片树林里。那是一片荒林，民警和嫌犯都未曾进去过，也由于子弹都找到了，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