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母亲一边说着一边进了自己的房间，后面的对话也就再也听不见了。

我和大哥交换了一个眼神，便十分默契地到灶披间里密谈去了。这是我们三兄妹从小养成的默契，而灶披间也就成了我们的秘密花园。我同大哥两个人花了一个多钟头的时间排查和分析，最终还是没法得出统一的意见，到底这件事算是好事还是坏事。不过大哥对于共产党的印象却有了些暧昧的转变。

第二日上，果然连学校里也被压抑的氛围所笼罩。课间休息的时候，同学们三五成群地凑成一堆，都是一脸沉重地在讨论着些什么。卫二月经过上一阵子的变故，野性难驯的个性已经收敛了不少，遇到这样的大事，也不再是咋咋呼呼、大惊小怪，反倒是难得地可以沉下心来认真思考：“委员长到底是国家门面，张将军他们也不真会拿他怎样。倒是这样一来我们倒可以明刀明枪地和日本人干一场，也不用一味忍让，坐视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肆无忌惮。”

要不是我同她的关系着实亲密，我差一点就要为她的高明言论鼓掌叫好了。曹先生从我们身旁擦肩而过，也有意无意地停下脚步意味深长地瞧了我们两眼。

我轻轻地推搡了卫二月几下：“这下好了，先生都要对你刮目相看了。”

不过“西安事变”算是传说中和平收场的典范，虽然一开始的情势极是剑拔弩张，但到了后来却难得地握手言和。张学良和杨虎城这一回的行径若是在古代无异于是欺君罔上、视同谋逆的大罪，就是株连九族也不为过，如今的这个下场实在也不算悲惨。

当然谁也没想到若干年以后的结局，一个仍旧没能逃过死亡威胁；另一个呢，被囚禁了大半生，直到英雄白发、美人迟暮，才可以享受一段平稳安乐的日子。不过这也许就是生活本身的魅力所在，不到这一天，你永远都不会知道究竟会发生些什么。

一直以来，在我心目中的卫二月都是最最开朗的人，似乎她生来就不会有失落的时候。可是过年时来自她的拜年信，却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我自以为十分了解的挚友。

卫二月在信里说，每年她最害怕的时候就是过年，最害怕的事便是过年回家乡。到了那个时候，祖父祖母发红包，落在她手里的那一份一定就是最最少的。这样的亲疏有别也不是因为什么了不起的理由，一个自然是因为她是女孩子，比不上男孩子金贵，是未来要嫁出到别人家去的。另一个却是因为她的生日，因为出生在闰年闰月闰日，因此被视作是不祥的孩子，小时候就要将她寄住在庙里，免得她冲撞家里的人。她说，你绝对想不到一个小孩子得不到家里人的关心有多痛苦，她之所以喜欢热闹，是因为从小孤独怕了。几年后我看了萧红的《呼兰河传》，才知道这样的迷信让多少孩子失去了本该无忧无虑的童年。

在这封信的最末，从来都喜欢用调侃来表示亲密的卫二月，却出人意表地表达了满满的情意，说是能够遇到我和密斯林是她这些年最最开心的事情。大概是距离产生美，又或许是分别让人感伤，卫二月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落寞与伤感的情愫，同这个喜庆的年节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我这个人，在处境艰难的时候，往往比常人有着更坚韧的毅力和更无畏的勇气。但是遇到这样温情脉脉的场景，却从来没办法从容应对。我拿着信纸发了好一会愣，直到眼眶里沁出的豆大的泪珠打在信笺之上，将一手好看的钢笔字晕得模糊不清。

同卫二月的信一起寄到的还有密斯林的新年贺卡。除了满满的祝福之外，她还忧心忡忡地告诉我，她和家里人已经有三个月没能联系上曹遇安了。如今中日交恶，他又音信无，就连好不容易联系上的同学也说失去了他的联系，很难不让人怀疑他如今的生死。

我心里没来由地一空，这种感觉就像是下楼的时候踏空了一步，心脏一下子漂浮在无尽的虚空之中。我把这种情感归结于我和密斯林的革命友谊，所以爱屋及乌地关心着她的表哥。却不愿意去细想，为什么我的这种爱屋及乌式的关怀只会用在曹遇安的身上，对别人却是那么吝啬。

本来我还抱着写阿q式的期待，想着或许密斯林能知道曹遇安的行踪。直到收到了密斯林的卡片，心中焦虑的情绪便再也难以控制。如果说与曹遇安刚刚失去联系的那一段时间，我的很多猜测只是杞人忧天的话，那么如今任何一种悲惨的结局都算不上空穴来风了。我想到曾经午夜梦回时那一个个血淋淋的片段，说不定此时此刻就已经成了现实，心里头更是一阵阵地抽痛。

可是，到了这个时候，所有的担忧也不过是担忧而已，我既无处诉说也不可能找到他的任何线索。不过忧思过甚的我却做了一件意想不到的蠢事，我竟然连夜写了一封信寄到曹遇安在日本的地址。其实我心里早知道自己这么做毫无意义，这封信曹遇安永远不可能收得到。不知道是自己的内心深处还有着隐隐的期待还是为了让自己的良心能够安稳。

大年夜的团圆饭因为二哥的缺席而略显沉重。祖父不但声色俱厉地将他数落了一顿，连带着父亲母亲的面子也折损了不少。伯父伯母们明面上似乎是在替父母说话，实际上一字一句却是指桑骂槐，极尽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