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若是在周五下午三点半下的飞机，这是她十年来第一次回到上海。初秋的天气晦明变换，时而是零星的小雨，时而是瓢泼大雨，这让上海本来就拥挤不堪的道路状况变得雪上加霜。杜若外婆在上海的旧居几个月前被卖给了一个内地商人，很快就要改造成精品酒店。而她则被告知可以在整体改造之前回旧居看看，并且取回一些合约里没有特别注明归买主所有的老物件作为追思之用。

等到了杨树浦的老屋，已经到了华灯初上的时候了。老屋靠近百年历史的自来水厂和码头，如今这一片早以被规划成了商务区，既有豪华住宅也有商务楼宇，甚至还有数百米长的亲水长廊和游艇码头，将原本寂寞的东外滩也变得如同法租界般繁华时尚。

寂静无声的老屋静静地矗立在新建的高楼环抱之中，有种格格不入的突兀。但又是这种突兀，让她成了最吸引眼球的所在。多少年的时光流逝，翻天覆地的沧桑巨变都与她毫不相干，好像推开那扇沉重的木门就可以回到那个早已经匆匆逝去的时代。

老屋里许久没人住了，推门而入的时候可以闻到一股淡淡的霉味。这里的温度也似乎比外头更低一些，阴冷里头带着几分阴森。一楼是原来的厨房、天井和客堂间，一楼半是外婆未出嫁的时候住过的亭子间。二楼是四间格局相同，大小也相同的屋子，三楼则是原来阁楼。我没有想到，这幢我童年时住过几年，等小学毕业以后就再也没有来过的老屋，竟成了记忆里一个永恒不变的定点。多少年过去了，杜若以为那些孩提时的记忆已经消失不见的时候，却没想到却以一种海啸般的气势被裹挟着巨浪卷土重来了。

她沿着旋转楼梯拾级而上，推开了亭子间那扇许久不曾开启的木门。墙头上十七八岁的外婆睁着那双秋水般的眼睛微笑地看着她。杜若想到小时候外公总说，她长得不像父亲、不像母亲，偏偏和外婆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如今看着这幅照片，她便信了，果真比小时候长得越发像了。

屋子里的旧式台灯、电话、唱片机都被贴上了特制的标签，成为了酒店的财产。但墙上的照片、外婆的影集、书信和那一件件带着樟脑香味的锦衣华服却是可以带走的。杜若随手将小件的物件收进箱子，又搬了个小凳子去取墙上的相框。可不知怎么的手一滑，那相框便“砰”地一声砸在地上，同样也在杜若的心里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地震。杜若下意识地去看跌落在地的相框，虽然年代久远又从高处跌落，但玻璃和相框竟奇迹般的完好无损，只是背板有些松动。杜若尝试着想要安装好背板，没想到却意外地发现了一沓日记。年深日久，纸张已经发黄，可上头的钢笔字迹却鲜活如昨。原本应该是精装的日记，却被人为地拆开了，成了零零散散地一沓古纸，看来是有人存心不想让这些日记不被人发现。

“天哪，外婆或许还藏着许多惊天的秘密呢。”杜若的内心几乎是欢呼雀跃的，她顺手取出那些日记，便坐在一旁的沙发上认真地阅读起来。昏黄的灯光，暖炉里的火光散发着温暖的热度，周遭是万籁俱静，还有明媚秀丽的少女安静地阅读，这一幅画面带这些岁月静好的味道。

……

上海最好的时光都是在九曲十八弯的弄堂里，而弄堂最好的时光却是在最深处的那些大宅子里。1919年夏，在上海最闷热的日子里我便在位于杨树浦水厂附近的一座弄堂深处的大宅子里出生了。我的出生对这个已经有了五个孙女和三个孙子的大家族而言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对于我的父母而言却是“人生里最值得庆祝的一天”。我的上头已经有了一对孪生的哥哥，直到他们出生后的第三年，母亲才终于盼到了我这个小天使。对她而言，儿子都是别人的，连教养都在祖父的监管之下，唯有我才是她的，可以承欢膝下，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公主。父亲按照家里的排辈给我取名朱慧然，比起我的堂姐们，芬芳梅艳，我的名字要显得清雅许多了。

我的嘹亮的不知疲倦的哭声成为了人生里的第一道分水岭，原本对我十分不以为然的祖父因为我的哭声，便生出了一些怜香惜玉的心情。又加上来家里凑热闹的和尚一句“必成大事”的偈语，让他对我的未来生出了许多莫须有的期望。在他的心里我虽不至于做出多大的功绩，但却一定能找到一位能成就丰功伟业的如意郎君，从此朱家便能在他的荫蔽之下愈加繁荣壮大。

在这种期望的鼓励之下，我和我的堂姐妹们从此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我读完了初小和高小，顺顺利利地升入了上海滩上的最好的女子中学中西女中，成了让人艳羡的女学生。来到美国以后，我曾经很是热情地想要着手写一部自己的人生回忆，到了那时我才发现，我能够拥有后来这一切轰轰烈烈的故事，仰仗的是因为自己那嘹亮的哭声和那和尚一句无心的偈语。若非如此，我应该是在十几岁的年纪就早早地出嫁了，又在柴米油盐、养儿弄孙的生活里变成一个“无趣的、面目可憎的妇人”。

升入中西女中前的暑假在当时的我看来，是活了十六年来最最精彩的一段日子。暂时远离了课堂，母亲也适当放松了对于我学琴的严格监督，我开始重新认识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