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不其然，她在信的一开头就用惯常的调侃语气问候了我，这让我觉得这个人即使身在大洋彼岸，却好像在身边耳语那么亲近。她一再地赌咒说没想到美国会有那么多的中国人，哪怕是一句英文也不会说，似乎生活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可从本质上来说，在国内那么些年，她从来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再加上密斯特林对她的培养，所以到了美国摇身一变成了班级里数一数二的学生，完也不会让美国佬占了便宜。我笑着看完了她嬉笑怒骂的文字，如果这不是为了安慰我而故意夸张，那么我的朋友在异国他乡的日子一定过得风生水起。

然而，在信的末尾，密斯林却放出了最大的彩蛋，以至于我的神情像是发生了化学反应一般，瞬间凝固。

密斯林轻描淡写地加了一个ps：爹地和妈咪给我找了一个不错的男孩子，说是兵荒马乱的日子还是早些嫁人为好，婚期就定在明年的五月份，到了那时如果局势安定了，你一定要来参加我的婚礼。

我被这神来的一笔彻底震得哑口无言，密斯林同我分开不过两月余，没想到却已经久到可以把终生大事定了下来。不知道她内心是不是对这段婚姻并不认同，只言片语间找不到任何关于新郎的细节，让我颇有些为她惋惜。

我在思路混乱之余，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才艰难地写完了自己回信。也许是对于时局太过失望和悲观，我竟然特地跑去照相馆里拍了一张单人的立像夹在信中一同寄了回去。至于曹遇安一节我并没同她说，那个怎么也等不来的回信终于在时间的流逝中被我抛到了脑后。

在暑假结束之前，又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儿，街头巷尾充满了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热烈讨论，学生们的热情又一次被点燃了起来。这一回，二哥出的幺蛾子再一次让父亲母亲成了众矢之的。

二哥和大哥虽然长着一张毫无二致的脸，但是性格的差异却在很小的时候便显露了出来。大哥稳重而内敛，二哥则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大哥偏好理化，二哥却是更偏向文学艺术。大哥的行事作风在任何时候都能让人感到妥帖和安心，是虚怀若谷型的领导人性格，至于二哥呢，则是激情的演说家和幻想家，任何时候都有着蛊惑人心的魅力。所以小时候的二哥就因为是弄堂里的孩子王，只要他带头就能一呼百应。他鸡飞狗跳、胡闹的事儿没少做，自然也免不了被教训。

因为他的个性和号召力，在大学的这两年俨然已经成了学校里的风云人物，这一回，猛然得知“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消息，二哥兴奋地好些天都睡不着。白天他就同社团里的几个好同学商讨如何将这样的消息散布出去，让政府在民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去完成共同抗日的大计；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就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潜心撰写传单上的宣传内容。他的这些事连家里人都瞒着，以至于连我都以为他整天呼朋唤友地往外跑，不过是贪玩罢了。

每个礼拜五家里人一定要聚在一块儿吃晚饭，这俨然已经成了家里雷打不动的规矩。就连平日里喜欢斗鸡走狗的二伯和公务繁忙的父亲也严格地遵守着这个时间表，几乎从未有过缺席的情况。只是没想到，开学前的这个看似寻常的礼拜五，二哥却连一个招呼都没打就缺席了。

祖父的脾气向来是无可救药的执拗，二哥没有准点到家，他也就默不作声地在饭桌前坐着，让整个家里的氛围瞬间变得凝重起来。不但我和大哥心中忐忑，连带着家里所有的人和佣人都陪他一起焦灼地等待。在这种静谧之中，每个人的神经都像是琴弦一般紧紧绷着，似乎只要一件极细小的事便会引发断裂的可能。

差不多七点钟的天光，家中的电话铃忽然响了起来。那刺耳的铃声仿佛是餐桌上的不速之客，搅得每个人都心神不安。父亲终于在大家的神经“砰”地一声崩断之前，干脆利落地将电话接了起来：“喂，请问找哪位？”

屋子里又陷入了沉寂，以至于隔得那么远都能听到电话另一端是低沉阴郁的男声。那个男人似乎说了许多，从我这个角度望去看不到父亲脸上的神情变化，但从他僵硬的肩膀看来一定不是什么好事。

终于，在漫长的沉默之后，父亲用坚定而简单地一句话结束了这段交谈：“好，你们等我过来。”他没有理会家里人一连串的疑问，只是丢下一句“单位里出了些事要处理，我去去就回”，便化作一阵疾风出了门。

这样子的行为实在有违于父亲惯常的个性，等到他的身影闯进了黑暗之中，我便转过头去同大哥紧急交换了一个眼神。果然二哥出事了，父亲如此焦急又无从解释，看来这件事的严重程度已经超过了预期。

父亲的反应尚且瞒不过我和大哥，又如何能瞒过祖父的眼睛？他在沉默了一段时间以后又一次选择了主动出击：“启明，平时你和启智两个人天天粘在一块儿，今天怎么没和他在一起啊？”

大哥似乎是早已有了准备，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一开始确实是在一块打球的，后来二弟文学社的同学们来找他，说是要准备开学后最新一期的杂志，二弟便同他们一块儿走了。刚才也是我不好，早些把他的行踪告诉大家，也不至于让爷爷您担心。”

祖父这样的老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