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低垂。

西山下，军营里灯火阑珊。

合抱粗的白杨树挺拔着，留下壮士一般的剪影。

红『色』的小楼里到处亮着灯，对楼里的人来说，这会是一个漫长的夜晚。

四周非常地安静，依稀可以听到不远处的哨兵在喝问口令的声音，然后又是一片沉寂，原来是换哨的时间到了。

我们暂住的这个军营，虽然占地面积非常地宽广，但驻军并不多，只有一个连的守备兵力，直属于中央警备团，非常地精锐而且忠诚可靠。

他们负责守卫的是京城从建国以来就开始建设的庞大并绝密的地下长城的一个重要进出口和集结地，在我们的小楼附近就有一处幽深的洞口可以直接通往传说中的禁地。

这里戒备森严，即使是和平时期，也时刻保持着警惕。我们来到这里后，他们就直接负责起我们组外围的安全保卫工作，并得到了发现可疑人员侵入可以直接开枪的授权。

这让官兵们看到我们进出时脸上会有掩饰不住的激动表情。如果是遇到我着军装的时候，他们更会骄傲地挺起胸膛，向我敬上一个非常标准的军礼，等我回了礼，也久久地不愿放下。

这种虽然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是感觉就是很厉害的与有荣焉的感觉，我也曾经深有体会，所以特别喜欢和感激这些朴实而可爱的战友。

虽然由于铁的保密纪律，他们不清楚自己究竟在保卫着什么，更不可能复员以后在村子里和乡亲们吹牛时说起担负的任务，但他们的精气神也感染着我，让我时刻想起自己肩负的艰巨使命。

我是林千军，我正在我的办公室里待命，等待组长的新命令。

今天是1983年的4月1日，因为这个时间非常重要，所以有必要再说一遍。

今天的时间似乎过得非常地慢，我先是在值班室守电话，胡思『乱』想了一阵子，然后就是出了一趟门，见识了3·15专案的凶杀现场，见到了一个熟人，也认识了一个很有趣的人，然后就是赶回组里，接着就是开会，组里的人都赶了回来，听取沐雨尘的案情通报，然后就下一步工作如何开展吵得不可开交。

在开过几次小组会后，我才后知后觉地发现，由于不可说的原因，我们组里的工作会议也实行的是一人一票的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组长的一言堂，每名组员都代表了一方或多方的意志，都有自己的利益需要扞卫，如果不与国家利益相冲突的话，大家都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为自己的部门争上那么一争，并且灵活运用各种斗争策略，拍桌子、瞪眼睛、相互挖苦甚至讲几句脏话，和这些老油条相比，我觉得自己应该都去拿小红花了。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公安战线首当其冲，在那十年受到了非常大的损失，砸烂公检法并非一句空话，虽然这些年有所恢复，但毕竟大伤了元气，近年来的社会治安情况不好就是明显的例子。

当然，这些只是大背景，并不影响公安部抽调精兵强将集中全力来侦破“3.15凶杀案”这件一办亲自督办、限期破案的绝密要案，十几天时间就能找出凶手破了这件案情复杂情节诡异的无头案，确实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可谓是干的漂亮。

但牵涉到“零号机”那样的高度机密文件的下落的话，功劳和苦劳都说不上话了，每拖延一分钟时间都是犯罪，都可能给国家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也许是大家都预感到了最坏的结局的出现，所以在会上一开始就硝烟弥漫，大家身上都充满了*味。

会议一开始，沐雨尘在做案情通报的时候，还打算照着部里提供的材料照本宣科，先摆一下领导的重视和动用的惊人的人力资源，讲一讲破案的流程和经过，在他刚提到发动朝阳区人民群众掘地三尺找到了被害人尸体的时候，就被李晨风组长粗鲁甚至有些失态地发言给打断了。

“我不要你的破案经过，我只要零号机！”

然后他又补充强调了一句。

“零号机在哪里？”

沐雨尘看看材料确定后才回答道：

“我们在所有的周春兰居留过的地点都仔细搜查过了，没有找到任何文件，应该是被凶手带走了，零号机的最后下落，要等抓到凶手以后才能最后确定。”

李晨风追问道：

“那凶手呢？凶手在哪里？”

沐雨尘毫不犹疑地回答说：

“日本。”

虽然我早就知道一些了，大家也早有猜测，但真相明明白白摆在眼前，大家还是深深地抽了一口凉气，现在事情麻烦了，真的是出*烦了。

日本这个国家，虽然和我们已经邦交正常化，而且开始走得很近，实际上，双方的地下斗争一直在进行，老话说得好，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如果这个变态国家掌握了“零号机”的秘密，相信“零号机”的情报价值，知道了“蝴蝶”的存在，甚至他们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根据《日美安保条约》，再把情报资源和美利坚共享的话，会对祖国的未来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和无法预计的损失。

因为目前谁也不知道“蝴蝶”在他的第一封来信中到底写了些什么，而未知才是最让人畏惧的。

如果蝴蝶的话是真的话，只是周春兰在看了信后和办公室同事闲聊时提到的那两句话就具有非常巨大的情报价值。

“一是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了祖国；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一号首长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