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现在滇铜年产已过千万斤之数，不过日本国每年输入的铜对我大清仍然重要，务须保证采买数量。”

和珅此时突然想起一事，下跪奏道：“主子，奴才今天接到理藩院送来的朝鲜使臣奏报，上面说日本国东部火山爆发，灾情甚是严重，恐怕会影响日本铜的交易。”

乾隆微微点头：“嗯。朕知道了。你下去拟个条陈呈上来。朕自登大宝以来，向来严禁贩米出洋，命各该省督抚，于各口要隘，务必实力巡查。”

“嗻。”二人叩头后，起身退出了大帐。

乾隆抬头看着离去的两名股肱之臣，满意的露出了一丝微笑。不过当他看到桌案上的一叠奏折，微不可查的叹息了一声，提起了笔，开始批示。

与福康安告辞后，和珅回到了他的住处。

此时的和珅，深得乾隆信任，因而身兼职位之多，令旁人咂舌。除了管理京师崇文门税关、署理兵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以及理藩院尚书外，作为国史馆副总裁、文渊阁提举阁事的和珅，这次跟随乾隆东巡，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将编纂好的《四库书》送进盛京的文溯阁存放，这也是此次东巡的庆祝活动之一。

三十二岁的和珅高高瘦瘦，嘴唇上的一撇精致的小胡子，面容十分的清秀俊美。如果换了一身衣衫走在大街上，不认识的会以为这是个读书人。

进了屋，随行的下人便上来接过了他刚摘下的帽子。

“我写封信，你一会连夜亲自送回府上交给你爹。”和珅对下人吩咐着。

“嗻。”下人将和珅的帽子放在帽架上后立刻应着。

这个下人，就是和府管家刘的大儿子刘印。

刘，和珅的管家，外号刘秃子。和珅的父亲常保死后，刘曾保护着九岁的和珅与六岁的和琳，陪伴左右，到处借贷过日子。直到和珅十五岁，可以自立当家时，刘才成为和府管家。而和珅一直把刘当成自家亲人看待，从不称呼其为管家。

刘印没有问是什么事。既然老爷让给自己的爹送信，那肯定有要事。

和珅没有对刘印解释，洗了把脸，便来到书案前提笔写信。很快，信就写好了，和珅将信装入信封，贴上火漆。等了一会待火漆干了，便交给了刘印。

“老爷，您还有什么吩咐的没有？”刘印接过信后，低声问道。

“你就跟他说，信里我说的事，让他先去请教一下泉之先生。”

这个泉之先生，就是和珅曾经的老师吴省兰，字泉之。曾与他的兄长吴省之一同担任咸安宫教习。这兄弟二人后来都投靠了和珅，其中以吴省兰最为无耻。

和珅之所以让刘印给他爹刘送信，就是担心云南运铜货船的事与刘有关。他记得刘曾经和他提过想插一脚，自己没太当回事，就答应了。

这次运铜船在江宁出事，九万多斤铜都掉入水中，这可不是小事。万一被担任着江南道监察御史的钱沣给查出刘在里面掺和了一脚，那可就麻烦了。

和珅在云南铜矿的利益里没有插手，他插手的是日本铜矿海运的生意。

清朝入关之后，明代遗留下来的传统铜矿已经开采殆尽，当时云南的铜矿还处于初始开发阶段。严重的铜危机令清政府焦头烂额，而滇铜矿区散落深山，运输非常困难；即便是耗尽云南省之力，一年也不过能运出三百万斤铜。且开采初期的滇铜成色不足，所以自雍正七年开始，江苏开始采购日本所产的铜。

此时一条商船从浙江出发到达长崎，也不过十五天时间。每条铜船可载铜十万斤，这样一年航行两次，二十艘铜船的运量就超过了滇铜运到北京的数量。截止到17世纪末，每年来到长崎港贩铜的商船已经高达200艘，在长崎从事与贩铜业务有关的中国商人已接近万人。

而岛国大量的铜流失，使得幕府治下的岛国铜价倒挂，源源不断的出口也导致国内的铜矿也面临枯竭的危险。

于是自一七一五年（正德五年）起，德川幕府实施了“正德新令”。规定清国每年到长崎入港交易的船舶数限定为三十艘。而准许入港通商的，只限于那几家持有幕府发放的“信牌”的商人，限定为每年贸易额白银六千贯，铜三百万斤。

而和珅为了积累与朝中其他三派（阿桂为首的武官派、刘墉为首的御史派、钱沣为首的反对派）的斗争资本，大肆插手江南的各项贸易，暗地里要求江南的大商家必须向和珅缴纳帮费。如有不从，则派人伪装成强盗，抄家灭门，江南大商人无人不敢听从。

因此，在日本贩铜这件事上，和珅就狠狠的插了一脚。

此时天色尚早，和珅想了想，回到里屋，又让下人服侍着换上朝服，带上了帽子。他还得去皇帝身边伺候。自打他从甘肃回来之后的一年多里，乾隆愈发的宠信他，时刻叫他伴驾服侍。

和珅到了乾隆大帐外，就见管事太监走了过来。

“和大人，皇上正要找你。”

和珅连忙进帐，来到皇帝身前，正要叩头，却听乾隆说道：“和珅免礼。”

“奴才谢主子。”和珅抬眼看去，只见乾隆手中捏着一份奏折，面带不豫。

“主子，有什么烦心事吗？”

“庆桂递来的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