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娇住的是单人间，屋子不大，七八平米左右，原是储物间，前几年下乡热，许多去北大荒的知青都选择从鸡西转站，招待所房间一时不够用，就把装杂物的储物间临时改成了客房。.窗户还是现砸的，双层玻璃，王娇试着用手推一推，外面那一层已经冻住了。董秋莎告诉她，如果是夏天，打开窗户就能看到外面的街道。

房间小，摆不下多少东西，东面摆一张单人床，墙上贴了一张伟/人像。床头左侧是一个半米来高的小木头柜，抽屉上没锁，最下面的一个坏了，歪歪斜斜立在那里。柜子上摆了一个与楼下柜台一样的墨绿色铁皮暖壶，上面用白色油漆写着：鸡西第一革/命招待所。旁边还有一个掉漆严重的搪瓷缸，应该是米白色的，没有缸子盖，里面落了一层灰。

董秋莎走后，精神高度紧张的王娇几乎是瘫倒在了床上，头晕，耳鸣，眼前发黑。过了几秒，又仿佛劫后余生，开始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她告诉自己，现在最需要的是坚强和认清事实的勇气。就算是梦，也不可轻言放弃。

闭上眼睛冷静片刻，待心脏的跳动慢慢趋于平和后，王娇起身去楼下打了一壶热水，又把搪瓷缸洗干净，回来后，先把房门锁好，因想到那位过分热情的唐书记，她又在门后堵上了一把椅子。随后，她坐在床上静静喝了一杯热水。

半响，热水喝完，把杯子往小柜上一放，猛拍大腿一下，好了！振作起来！现在该知道自己到底是谁了！

前主随身携带的包裹一共两个，一个用行军绳捆好背在身后，一个没有绳子，只用床单之类的粗布从外面简单包了一下，四角对折，在中间系两个死扣。

估计一路颠沛流离，怀里的包裹早就散开，里面的衣服都露了出来，王娇想到火车站那个满脸冻疮的女人不禁打了一个哆嗦，暗暗庆幸自己命好，万一醒来后包裹已被人偷跑，那她真不知该如何在这里生活下去。

两个包裹部打开，王娇把物品依次码放在床上。先清点衣服，除却内衣和两件白色跨栏背心儿，外穿的衣服一共六件，一件半成新的深蓝色布褂，一件灰色卡其布裤，两件白底碎花的长袖衬衫和两件毛衣。

蓝色布褂中间还裹了两双女士黑色搭扣布鞋。

毛衣一件黑色，一件浅灰色。黑色那件就是纯色，上面没有任何图案，挺旧的，下摆和袖口已经起了毛球。而浅灰色这件就漂亮多了，鸡心领，蝙蝠袖，宽松的下摆，胸前是用各色小亮片绣出的两只小蝴蝶在花丛中飞舞的图案，做工非常精细，蝴蝶栩栩如生，一点不比几十年后的衣服差，王娇摸着那凉凉的两只小蝴蝶，暗叹这件衣服一定价格不菲，且不是小地方生产。匆忙翻开领口，果然看到了“上海第一服装厂”的商标。

王娇皱眉，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有看到能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方。

应该是夹在哪里了。

王娇继续翻找，先将眼前能看到先零零散散的小东西，比如硫磺皂，毛巾，缸子，发卡，梳子，钢笔之类的整理好后放到一边，然后打开了一直未动的两条小褥子，小褥子不厚，蓝底白花，布料软软的，很细腻，上面的针线也密实规整，一件中间的地方打了一个补丁，另一件没有。而就在那条打了补丁的小褥子中间，王娇终于发现了自己苦苦寻找的东西。

哎呦妈，太不容易了。

褥子中间夹了两个红皮笔记本，一本伟/人语录，还有三枚伟/人像章,而钱则是放在一个碎花布袋子里与褥子死死缝在一起。所以，只要褥子不丢，钱就丢不了，而且藏的如此之深，小偷就算有心偷，都不值从哪儿下手。王娇笑，想这姑娘还挺聪明谨慎，自己也得学着点。

钱不着急数，先看看我现在到底叫啥！

打开笔记本，从里面掉落出几张叠得四四方方的纸，王娇打开一看，第一张居然就是户口本。

说户口本不准确，应该是户口本中的一页，发黄的纸上清清楚楚写明主人叫：王阿娇。

啊？

王娇略蒙，没想到世界上居然有如此巧合的事！

根据户口信息，王阿娇是上海人，住在崇明，出生日期为1953年6月8日。

户口上没有写明父母信息，王娇继续往下看，后面是一张户口注销证明。这个王娇知道，当初亲戚插队去贵州，就是先把城市户口注销，到农村后再由当地村委会负责办理落户，后来1977年回城时，因户口问题还颇费了一番周折，跑了好几个月才办下来。不过，兵团是怎么办理落户王娇就不知道了，想部队总归要好过农村吧。

剩下的就是两封信，寄信人叫许瑞芳，地址居然是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林场一连。王娇赶紧打开看。

“阿娇，分离已有两月，你现在过得好吗？对不起，这么久才写信，因为心里压抑，沉闷，许多事竟不知如何诉说。从上海到云南，我们足足坐了五天五夜的火车，你不知道，下车时，我的双脚已肿胀到无法走路，是被同行一位男知青背出站台的。对了，这位知青叫李水寒，是我们的老乡，跟你还是校友，来自虹口中学……”

原来许瑞芳与王阿娇是发小，许瑞芳大两岁，1969年底出坐火车去了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