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ep;我问：“您在审问他的时候，他没告诉您？”

&ep;&ep;付贵听到这，气哼哼地咳了一声：“哼。佛头案发以后，北平警局要拿他。本来这案子没我什么事，我主动请缨去审他，认为这里面绝对有冤情。许一城是我的好朋友，我得想办法替他洗刷。”

&ep;&ep;“您怎么如此笃信？”

&ep;&ep;“因为这案子蹊跷啊！我告诉你，盗卖佛头这案子，唯一的证据，就是木户有三在日本学报上登的那篇文章，这叫孤证。至于那枚佛头他们是在哪盗的，什么时候盗的，这些细节一概没有。这么一个案子，一城只要推说都是那日本人所为，自己只是受了蒙骗，不说开释，多少能有减刑。结果一城那混蛋根本不配合，什么都不说，问来问去只有一句话：老付你不懂。过了几天，他索性认罪了，说左右是要死，这最后一份功劳不如送给老付你，你说可气不可气？”

&ep;&ep;他说到这里，一拳砸在桌子上，酒盅掉在地上，摔成了五六片，显然对这件事耿耿于怀了几十年。老太太闻声走进来，把碎片收走，又给他拿了一个新的。

&ep;&ep;这番话让我呆在了原地。听付贵的意思，许一城竟是自投罗网，主动承认了罪名。这在道理上完全说不通啊。药不然见我沉默不语，抢先问道：“那个木户有三，你打过交道么？”

&ep;&ep;付贵听完却十分为难，他默默拿起酒杯又啜了一口：“我跟木户有三不是特别熟悉。我也只是跟他吃过两次饭，还是跟许一城一起。我对日本鬼子没好感，不过这个人，倒不是什么坏人。我做探长这么多年，什么人我一眼就能看透。木户有三这人，就是个书呆子，高度近视，不擅言辞，没事就捧着本书看，两耳不闻窗外事。我们吃的那两顿饭，其实一共也没说上几句话，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和许一城聊天，他陪在旁边，一脸呆滞，也不知在想些什么。若不是后来因为他而导致许一城入狱，我还真以为他是个好朋友呢——所以你们说我能解开木户笔记的密码，实在有点勉强，我跟他，真没什么交集。”

&ep;&ep;“审讯许一城的时候，木户在吗？”

&ep;&ep;“怎么可能，那家伙要敢来北平，我一枪崩了他！”

&ep;&ep;“他有一本笔记，当时被当做证物收走了，还是你签的字。你有没有印象？”

&ep;&ep;付贵歪着头沉思了一阵：“好像是有这么一本东西……不对，是一摞，一共有三本。”

&ep;&ep;我们三个一听，都是一惊。那种牛皮镶银笔记我手里有一本，木户加奈手里有一本，居然还有第三本？

&ep;&ep;“笔记本里写的什么内容你知道么？”

&ep;&ep;“不知道，里面用的是密码。我估计大概是考古笔记之类的东西吧——不过许一城自己已经承认，所以检控方对这些笔记也没什么太大兴趣，当成二类证据，没费心思去破译。”

&ep;&ep;果然这第三本笔记，也被加密过了。只是不知道它用的密码是和《素鼎录》一样，还是跟木户笔记相同，抑或有自己专属的密码。

&ep;&ep;“后来这些笔记本的下落呢？”我问。

&ep;&ep;“日本领事馆来了一个叫姊小路永德的外交官，说这是日本政府的财产，给收走了。”

&ep;&ep;“全收了？”

&ep;&ep;“啊，那当然，三本全拿走了。”

&ep;&ep;木户有三笔记的来源搞清楚了，可是新的疑问重新发现：如果日本政府当时把笔记本收走，那么我家里那本笔记，到底是从何得来的呢？还有，第三本笔记，下落又在何处呢？

&ep;&ep;我又细细追问，也亏得付贵对当年那件事印象太深，许多细节都还记得。我问了一圈下来，发现付贵这个人只是凭着对朋友的义气，想要帮帮许一城罢了，他只是个小探长，对于盗卖佛头这件事本身，知道的恐怕还不如黄克武多。

&ep;&ep;综合黄克武、付贵和木户加奈的故事，许一城的形象逐渐丰满了，但他与木户有三在1931年7月到8月之间的经历，却还是一片空白。

&ep;&ep;我问道：“我爷爷，到死也没再说什么？”付贵摇摇头道：“没有。你爷爷许一城是个茶壶煮饺子的性子，他不想说的，你一个字也别想撬出来。他临刑前夜，我带了点酒菜去送行，劝他再好好想想，只要他说一句话，我就有把握把这案子拖下去。可他什么都没说。等我把酒菜盘子端出监狱，发现案底粘了一张纸条。纸条上说他与我相识一场，总要留点东西做纪念。纸条指点我去南城一处偏僻的冰窖里，从那里拿到一件唐代的海兽葡萄青铜镜。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咱们以镜结识，就以镜结束好了。”

&ep;&ep;他说到这里，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

&ep;&ep;“我想找他的遗孀，可她那时候已经抱着刚出生的孩子失踪了。后来抗战爆发，日本人占了北平，我没跑，稀里糊涂当了伪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