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吴主传》记载，孙权嘉禾元年（232）十月，公孙渊派特使到建业，献上表章，归顺称臣。高兴过了头的孙权，下诏封公孙渊为燕王，而且要派高级官员带领一支万人船队，到辽东去给公孙渊授爵加冕。对于这一荒唐决定，“举朝大臣皆谏，以为渊未可信，而宠待太厚”。在向孙权劝谏的大臣中，自然少不了一心为公的首席重臣陆逊。但是孙权头脑发热，依然一意孤行。使团到达辽东，公孙渊却砍下使臣的头颅，去向曹魏献功，万人船队只剩下残兵败将逃回江东。这等于是不远千里，给公孙渊送了两颗邀功的脑袋。孙权恼羞成怒，要亲率大军前去报仇。孙吴群臣再次纷纷劝阻，其中，陆逊的地位最高，劝阻也最坚决。《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记载他的话说：“今不忍小忿，而发雷霆之怒，此臣之所惑也。”孙权稍微冷静之后，也顺势下台，没有出兵。

&ep;&ep;辽东事件，给孙权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脸面是君主的生命，丢了脸面就等于丧失了尊严，丧失尊严又会削弱权力，权力削弱位置就坐不稳。孙权决心采取手段，挽回脸面和尊严。可是他采取的手段却出人意料，不是积极改正错误，收复人心，而是搞特务政治，想方设法监视、压制臣子。他的逻辑大概是：我犯大错误丢了脸面，难道你们就一贯正确吗？我只要挑出你们的错，就说明我依然比你们正确，比你们英明，脸面不就捞回来了吗？作为孙吴众臣中威望卓著、实权在握的领袖人物之一，陆逊在这场打击中自然首当其冲。

&ep;&ep;于是，主要针对陆逊的打击就发生了。这是什么样的打击呢？

&ep;&ep;这场打击叫做“中书校事”。“中书”即“中书典校郎”的简称，是孙权特别设置的一种官员。至于“校事”，即审查监督军政事务。孙权从宫廷侍从人员中，选了吕壹、秦博两人，担任上述职务。他们官位不高，实权却极大，大到有权检查朝廷任何军政机构的公务文书，有权监视举报任何一位大臣。说白了，就是孙权放出来的两个特务。

&ep;&ep;其实，设置校事官监视群臣的发明权属于曹操，史称“昔武皇帝大业草创，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这见于《三国志》卷十四《程昱传》。曹操素来以权术驾驭臣下，他设校事不足为奇。孙权以往一直对杰出大臣十分尊重和信任，如今却邯郸学步仿效曹操，这样的变脸表演就未免令人惊讶了。

&ep;&ep;吕壹和秦博开始校事后，孙吴的大臣马上就领教到了他们的厉害。《三国志》卷五十二《顾雍传》中形容是：“举罪纠奸，纤介必闻，重以深案丑诬，毁短大臣，排陷无辜。”他们举报罪过纠察奸邪，细微小事也要上报；再加上想方设法上纲上线，把无罪定为有罪，小罪定为大罪，诋毁攻击大臣，排斥陷害无辜。

&ep;&ep;哪些大臣是重点攻击对象？《三国志》卷五十二《步骘传》列出三位：“丞相顾雍、上大将军陆逊、太常潘濬。”丞相顾雍，与陆逊一样出自江东吴郡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的名门望族。他为人谦和，办事谨慎。太常卿潘濬，字承明，武陵郡汉寿县（今湖南省常德市东北）人氏，是荆州的名流，协助陆逊镇守武昌。这两位都是文臣，实际上是陪衬，真正的重点是威信最高而权力最重的陆逊。

&ep;&ep;吕壹嚣张跋扈，西面查武昌，东面查建业，把大臣经办的公务文件查了个底儿朝天。而孙权也根据他莫须有的检查报告，连续向陆逊、顾雍等朝廷大臣责备追问。弄得陆逊和潘濬，一谈到彼此的遭遇就忍不住涕泪横流。经过这一番大折腾，孙权觉得把朝廷风头人物的脸面和尊严统统扫了下去，自己重新站在权威制高点上，也就挽回了脸面和尊严。目的既然达到，就以假公济私的罪名，将吕壹处死，中书校事制度就此停止。

&ep;&ep;中书校事制度停止了，陆逊在政治上遭受的打击却没有停止。事实上，中书校事只是一场更大打击的前奏。

&ep;&ep;原来，君臣之间已经存在的老矛盾，再加上孙权家庭争端引发的新矛盾，两者紧紧纠结在一起，又酿成了另一场重大政治事件，使陆逊遭到更为沉重和严酷的政治打击。

&ep;&ep;这一重大政治事件，史书称为“二宫构争”。具体而言，就是分别居住在各自宫廷中的太子孙和、鲁王孙霸，为了取得继承人位置而引发的政坛斗争。斗争为何会发生呢？玄机在哪里？“三国探客”告诉你。

&ep;&ep;儒家经典《礼记》的《大学篇》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套修齐治平的理论，儒家一直提倡。然而即便是文治武功相当辉煌的英主，在齐家方面，特别是在挑选继承人上，成功者也很少。秦始皇能一统天下，却不能防止少子胡亥算计大哥扶苏。汉武帝雄材大略，却把自己的太子刘据，逼得逃亡民间上吊自杀。为何他们不能和睦一个小家？根本原因是本人在修身上很差劲，好色。好色则多妻，多妻就多子，儿子多，继承人只能有一个，当然争得头破血流。如果君主本人再不讲原则和规矩，偏听偏信，那就更热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