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的氛围中，曾经力挽狂澜拯救国家的寇准去哪里了呢？

寇准再一次被贬官了。

在澶渊之战期间，北宋朝廷有寇准和毕士安两位同平章事，毕士安为人大度宽厚，处处以大局为重，战争期间支持寇准的主张，共同说服真宗亲征保住了国家。澶渊之盟结束后，由于毕士安年纪太大身体不好，很多事情不再决策，朝廷大事一般就部交由寇准一人来处理，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独相”的局面。

寇准不知道的是，宽厚的毕士安却是自己坚实的铠甲。

由于没了毕士安的商议和提点，寇准独断专行的行事风格愈演愈烈。北宋朝廷有个惯例，如果没有特殊的功绩，官员的考核提拔需要论资排辈，排到了自然就提拔。这在封建社会是一种很常见且很公平的绩效考核方式，毕竟大家的工作无法量化，论资排辈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而对国家有特殊贡献的比如澶渊之盟去谈判的曹利用，后来被多次提拔也是大家认可的。

但是到了寇准这里就不行了，毕士安抱病之后，只要是吏部报过来的官员考核名单，寇准看过之后都要修改一番，不少人因此失去了升迁的机会，寇准曾经与冯拯结仇就是因为擅自取消了冯拯升迁的机会。而不少增补进来升迁的官员，其实寇准并不能完了解，不了解不重要，重要的是好与不好的标准掌握在寇准手里。

而对于澶渊之战中的两个逃跑派下属，陈尧叟和王钦若，寇准也没手下留情。

陈尧叟和王钦若两人都被派到了前线，战争结束后，陈尧叟就地留任，王钦若回到朝中，寇准看王钦若回来了是里外看不顺眼，隔三差五的找王钦若麻烦，王钦若一气之下辞去参知政事官位，去编书去了。

王钦若这个人淳化三年考取进士，咸平四年就出任参知政事，九年的时间从官场新人做到了副宰相的高位，除了聪明才智外，还在于他擅长揣摩人心，尤其是皇帝的心。

真宗刚即位时，王钦若在三司任职，与同僚聊天时候一位官员就说了，国家的赋税计算方式非常不科学，很多赋税都是从五代就开始算了，可当时的百姓流离失所哪里可能交得起赋税，他打算向真宗汇报，请求减免这些不合理的赋税。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王钦若第二天抢先向真宗汇报了此事，并建议免除这些赋税。真宗听了大吃一惊，问王钦若，难道先帝都不知道这些赋税不合理吗？

王钦若告诉真宗，先帝当然知道这些赋税不合理，但是陛下刚刚即位，这是先帝留给陛下让陛下收取天下民心的啊。

这一席话，真是说到真宗的心坎里去了。

情商这么高的进士，升迁的不快才奇怪，虽然王钦若在寇准这儿吃了瘪，不过凭借着自身进士出身的顶级文化水平，他还是给自己留了个后手，保留了一个资政殿学士的官位，同样都是编书，但是资政殿学士还有个优势，可以经常就编书事宜向皇帝请示汇报。

寇准看到王钦若都不在中央任职了，却还能经常出入真宗身边，明显打击力度不够，于是他决定再恶心恶心王钦若。

景德二年，已经卸任参知政事的王钦若被告知，学士上朝时，资政殿学士排到翰林学士后面。

翰林学士大多是刚考中进士的职场新人担任，而王钦若论资排辈简直就是这些新人的前辈的前辈，于情于理也应该领衔在所有翰林学士之首。但是寇准安排好了，你王钦若上朝时候给我往后稍一稍，别在皇上面前露脸。

王钦若出离愤怒了，自己都已经惹不起躲着寇准了，寇准还要落井下石，这大宋江山还有王法吗？痛定思痛后，王钦若决定反击。

此时的寇准，处于实际意义上的“独相”状态，根本不把王钦若放在眼里，可他不知道的是，自己独断专行的施政风格已经越来越脱离大宋官场了，他的政敌越来越多，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跌入万丈深渊。

景德二年某一天，一名叫做申宗古的普通老百姓到敲响了登闻鼓，状告寇准谋反。

登闻鼓的恐怖之处之前我们是有所了解的，敲倒了赵普、向敏中、张齐贤好几位宰相，但是前面几位宰相也只是行为问题最后下课，寇准的罪名是谋反，是要诛九族的。

告的是当朝宰相，还是谋反的顶级罪名，大理寺不敢审了，直接呈报给了真宗，真宗看了诉状以后，好家伙，不仅事情来龙去脉写的清清楚楚，谋反的同伙也有，是已去世的越王赵元杰，宰相结交亲王，事态可不是一般的严重。

大理寺不敢审，涉案人员又是宰相本人，真宗想了想，够资格审理案件的有且仅有一个人，那就是抱病在家的另一名宰相毕士安。

毕士安拖着病体回到朝中，接下了这件天大的案件审理工作。

果然，经过毕士安审理，案件很快水落石出，申宗古状告寇准一事纯属诬告，按照北宋律法，把申宗古给斩了。

奇怪的是，此案以申宗古的伏法结束，并未扩大调查。

毕士安在审理过程中也许已经发现了某些线索，也许已经上报给了真宗，但被真宗压下来了，只要寇准不存在谋反就足够了，他不需要再扩大事件波及范围。

整个事件发生过程，寇准都处于一种只能等待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