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月后的1815年7月7日，谢绾跟随齐腾将军的第一军进入巴黎。

经历二十五年内乱与战争的巴黎，看起来十分萧条，穷人与酒鬼随处可见，偶尔还可以看到残留的巷战街垒和弹坑。谢绾上一次来巴黎的时候，还是拿着数码相机到处拍的游客，这一次，却成了征服者。谢绾带着他的队伍，扛着火枪从香舍丽榭大道走向凯旋门时，甚至看到了一栋熟悉的小建筑，原来时空中他曾在那里买过软糖，那个售货员坚持说法语，搞得只会英语和德语的谢绾十分尴尬。

次日，在反法同盟刺刀下，坐着辎重车回到巴黎的法国前国王路易十八，重新登基，波旁王朝复辟。

在登基现场，带着队伍维护秩序的谢绾看着城头变换大王旗，一声叹息。

他叹息是因为，自此后，法国陷入了长达五十五年的革命与反革命混乱之中，而如果从1789年的大革命算起，则前后有八十年的混乱。

这八十年里，法国经历了大革命、热月政变、雾月政变、七月革命、二月革命、路易·波拿巴政变、巴黎革命、巴黎公社运动，直到第三共和国建立才算安定下来，先后换了四位波旁王朝的国王，第一共和国的五个派别领袖、第一帝国一位皇帝、第二共和国两位总统，第二帝国一位皇帝。所有国王、领袖、总统、皇帝都是被推翻下台，不少还死于非命。普通百姓和贵族更是血流成河。

长期的政治动荡使法国损失了大量科学精英，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公认为化学之父的法国贵族拉瓦锡（注1），他被以包税官的罪名在大革命中被砍头。法国著名数学家拉格朗日（注2）曾痛心地说：“他们可以一眨眼就把他的头砍下来，但他那样的头脑一百年也再长不出一个来了。”正是因为精英殆尽和社会动荡，法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经济实力逐渐落后于如日中天的英国、后起之秀普鲁士和美国；军事实力也严重受挫，在十九世纪下半段，不仅输掉普法战争、甚至还在越南事实上输掉了清法战争，成了“只有女人和外国人领导下才能胜利”的国家。

那本著名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作者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此时不过十岁，作为一位整个家族被杀得只剩他继承家业的贵族，他论述道，贫穷并非革命的原因，特权阶层对旧制度的顽固保守、反对派文人对新制度的吹嘘煽动、普罗大众随着处境改善反而变得更急功近利，才是革命的根本原因。

对此，另一本同样以法国革命史为研究对象的名著，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则对上述原因如何在社会中互相激发做了更精辟的论述。勒庞认为，一个在心理上产生了共性的群体，不管其中每个人原来背景有多大的不同，这些人都能获得一种“集体心理”，这会让这些人的感情、思想和行为迥异于他们独处的时候。他们会变得冲动与多变；易受暗示和轻信；情绪的夸张与单纯；偏执与专横。

简言之，上层贵族保守既得利益的社会现实，知识分子不切实际而偏执的煽动，底层民众自以为是的是非观，纠合起来使民众呈现群体性的个性消失，情绪激化，行为非理性，是一切祸乱之源。

出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谢绾，自然对此十分有感触。

路易十八登基典礼完毕之后，谢绾带队沿着塞纳河返回军营。

正欣赏着塞纳河上的景色，突然看到几辆马车被人群围堵在路中间动弹不得。出于治安责任，谢绾上前查看情况。失控的人群对马车上人不停地谩骂，甚至扔臭鸡蛋。谢绾立即让队伍把马车包围起来，火枪上膛，要强行制止人群的骚动。看到军队要动手，人群开始自动散开。为首的马车车厢窗帘撩了起来，露出一位贵妇人的脸庞，对着谢绾说了一通法语。谢绾摇摇头表示自己听不懂，挥挥手让车队离开，一个清脆的童声响起，用的是稚嫩的英文。

“这位是荷兰王太后博阿尔内陛下（注3）。她感谢您的帮助，军官先生。”

谢绾往车厢里一看，发现是贵妇人旁边一个约莫八九岁的小男孩儿在说话。荷兰王太后？那不是拿破仑的三弟路易一世（注4）的夫人吗？真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在大街上被一帮子乱民围着骚扰。谢绾脱下帽子鞠了一躬，

“乐意为您效劳，您的车队现在可以离开了。”

“但我是不会放过你们普鲁士人的。”小男孩儿并没有缩回头，而是恶狠狠地丢下一句。

谢绾一愣，这小孩儿什么来头，嘴真臭，于是黑着脸吓唬他，

“你再胡说八道我马上逮捕你！”

小孩儿一点都不示弱，继续强硬地说，

“普鲁士人和英国人联起手来也不能战胜伟大的拿破仑。”

谢绾好歹也是普鲁士军官，怎么能被战败国小孩儿侮辱，他回头对包围着车队的士兵下命令，

“举枪，瞄准车厢！”

士兵们也知道长官是要吓唬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家伙，也装模作样地举起枪对准车厢。一辆马车被二十几条枪瞄准，场面十分紧张。

贵妇人虽然不太懂英文，但大概也知道发生了什么，赶紧用带着哭腔的法语冲那个孩子呵斥了一通。

那孩子盯着谢绾，目光依然凶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