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二妹的老家是农村的，但却紧挨着城镇，因为特殊的成长经历，她从小便感受到了城镇与农村的不同。

她的老家在青龙镇的镇北头，和青龙镇的街市隔着一座长不过几十步的石板桥，然而，石板桥的两边却俨然有着不同的社会生活场景。

桥南边是青龙镇热闹的街市，她每天都能看到那些人来人往的场景，桥北边却被划出了街市的范围而属于农村了，因此便如荒寂的角落，挤挤挨挨地搭盖着很多村民简陋的住房，这是很少有人光顾和问津的地方。

几十年前的青龙镇，只是一条头尾长不过百米的街市，狭窄的青石板铺成的街道，只可以容的下二三个人并排走过。因为年代久远失修的石板街道，已经变得坑坑洼洼。街道的两边分布着一些零零星星的店铺，除了一些做裁缝生意和理发生意的小店外，最显眼的就是供销社和粮站了。

供销社和粮站的门面比别的门面明显的大很多，在整条街上，也只有它们的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木板做成的牌子，因为它们是集体的和国家的。老百姓并不区分集体和国家，在他们的眼里统统都是属于公家的。供销社和粮站的正式职工都是拿工资的城镇人，就是吃公家饭的人。老百姓称他们为公家的人，他们是有城镇户口的，有固定工资收入的，他们的子女不仅也有城镇户口，将来还可以通过顶职或内招的办法成为正式职工的。

顶职和内招是存在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的一种制度。顶职就是在父母退休之后，由他们的子女顶替父母的名额上班，子女因此就可以接任父母在原单位的岗位编制，也就又成了公家的人。这种情形大部分出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国企之中。在今天看来，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极其不合理的制度，即使过去了很多年，还是能嗅到其中掺杂的那种封建世袭的味道。

赵二妹的同学中有几个就是供销社和粮站职工的子女，这些小伙伴似乎有永远也吃不完的零食。这些生活在桥南的人不知道赵二妹的心事，他们是从小在桥北头长大的赵二妹最羡慕的人。在赵二妹纠结着要不要继续读书或自谋出路的时候，他们已经在自己父母的努力下，变成了吃皇粮的“公二代”了。

从读小学开始，赵二妹就感觉到了两边生活的差异。读中学后，赵二妹就经常望着那座静卧在家门口的石板桥发呆。为什么一桥之隔，差别会那么大呢？她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就一定要走过这座桥，即使不能成为公家人，也要想办法让自己成为城里人。从此，少年时代的这个心结便开始伴随着她的人生。

初中毕业后，赵二妹没有继续读高中。不是父母重男轻女不让她读书，而是她自己选择了就业。因为那时候，正好有一些新兴的各类企业开始面向社会招聘，她觉得这对自己来说可能是个难得的机会，至少可以帮助她走进梦想的城市生活。

赵二妹自己找到了在县城里工作的表哥刘平，在他的帮助下，进了一家由政府新办的新风纺织厂。虽然只是个临时工，但对于她来说却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在同学和伙伴们流露出来的羡慕的眼光里，她仿佛觉得自己已经成了这个城市里的一员了，也因此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幸福感和满足感。

心灵手巧的赵二妹进步很快，进厂不久便成为师傅认定的技术最好的徒弟。她又是一个特别勤快的姑娘，没有城里人的娇气，总是不辞劳苦地加班加点，也因此年年被评为先进个人，这让她感受到了一种自身的价值，也感受到了一种被尊重的快乐和幸福。让她失衡的内心得到了极大的安慰，这种安慰给她带来了精神上的一种满足与强烈的自尊感。

那几年的工作和生活是赵二妹最开心的时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发现曾经和自己一同进厂的一些人转成了正式工，转为正式工后的工资比临时工多了二倍还有余。她打听了解后才知道，那些转为正式工的女工是因为她们有城镇户口，而自己因为是农村户口，是没有转正的希望的。

仿佛在寒冷的冬天，被一桶冷水从她头上淋了下来，赵二妹感受到了一种彻骨的寒气。往常挂在脸上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转瞬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无法平衡的失落感和无奈感。

她仍然一如既往地上班和下班，但总是低着头在同事们面前匆匆走过，不再像过去那样地有说有笑了。赵二妹终于再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农村户口成为她追求幸福的羁绊，在户口面前，她真真切切地感到了不平等的滋味，这种低人一等的自卑感对她来说，曾经是一种刻骨铭心般的痛。

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差别不仅没有缩小，还在一种发展速度和社会面貌改观方面，出现了明显失衡的状态，这种现实状态无形之中再次拉大了城乡的差距。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身材曼妙，面容姣好的赵二妹身边总是不缺少献着各种殷勤的追求者。但是她的心里只有一个固有的标准，就是那个人必须是能够给她带来幸福的城里人，然而，这个白马王子却迟迟没有能够出现。她看上的人却看不上她，看上她的人她又看不上。那些白马王子，在面对赵二妹的农村户口时，都选择了逃避和退缩。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