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十年时，中央学院乃至整个应天学城开始进入到了新生实践的时代。经过四年左右时间的文化补课或者手工艺能力补课，原本在入选的时候就有不错天资的少年们在并不算长的时间内就已经赶超了当年的学长们。按照萧轩的看法，经过一代人，两批半的繁衍，最初的数十名孩子们终于“桃李漫天”通过最大限度的扩张乃至新式教学方法首先用七年的时间发展成一座人数充实的学校，一校规模的新师范生又让数以十万计的天下英才逐渐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才。

从实验室到各种实验工场乃至量产工厂也越来越多的完备起来，按照萧轩原有的想法：这个时候应该是过去的很多瓶颈得到突破的时候才是，大多数历史架空在掌权掌事二十年左右的时候往往在蒸汽机方面至少开始实用化了。

萧轩回想过去的一些变革和做法，可以说自己在为了改造整个社会的文化、秩序、制度等方面做了比大多数古代历史架空的主角们激进的多的变革，而且也投入了很位面都不曾有过的奖励。

然而整个崇祯二十年过去的时候，在得到的各种报告中除了锻工越来越多、整个技术工人规模越来越多，钟表、望远镜、四轮马车乃至军火库里的箭霰弹和钢制火炮越来越多、铁壳船越来越多之外，并没有多少“以新替旧”的革命性突破。

蒸汽机因为煤价的大涨依然在经济领域并不实用。什么是“冷凝器”，活塞应该怎样设置依旧困住一大批人。在钢铁冶炼领域，耐火材料领域的不足乃至对铁矿性质了解不多带来的“炸炉”多次的事故累计造成上百人伤亡损失。

在数学领域，七八年来的的进步，还是在很的程度上渐渐让萧轩回忆起了一些大学功课中的点滴，微分相比历史提前开始有了影子，并走向成熟。

电学领域的进步倒是很快，至少在实验室的范围内。电刑、有线通信、水力发电机都有了影子。电池技术依然遥遥无期。至于曾经在19世纪初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曾经出现过的橡胶加工、照相技术那都是连影子也都没有的事。整个社会的技术不断进步，可重大革命意义上的突破却依旧没有。

当然，教育上的空前进步乃至投资，一系列制度及商业政策上的变革在崇祯二十年的时候也渐渐的开花结果。文学报刊为核心的文化产业、建筑业、以金属加工和核心的机械工业空前的繁荣起来。

只是这些，并没有解除萧轩面临的隐忧。在临近应天的一些“实验镇”乃至英雄外城的“实验庄”大致有过推论。假如能够做到一个社会男性和女性都普遍受到“十年义务教育”接受完善的技术培训和并拥有相应文化知识乃至至少两年实习，还在很大程度上普及水力机械，并且：农业供应也很充裕，至少能够实现一半左右的城镇化率，劳动力中非农就业达到三分之二的比例。即便如此，整个经济体系能够折算四千斤成品粮粮价的人均经济水平就算顶天了。虽然十倍于估算旧时代的人均经济水平，整个社会也将会发生很大的面貌改变，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似乎将要成为一个瓶颈？一个技术比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逊色的多，充其量停留在十八世纪欧洲中前期水平，只是因为教育和技术工人的发达乃至城镇化率的普及才达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人均经济水平？

当然，即便如此，如果放在三四十年左右的时间内那也可以堪称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历史上改革开放三十九年计，从1978到2017，排除物价增长，实际经济规模大概是原来的三十四倍左右，人均经济大概是原来的二十五倍左右。但如果只算三十年截止2008年的实际人均经济增长，大概也只是十几倍。要让国上下都达到这种水平，以萧轩的估计，恐怕还要再用一代人左右的时间，以远征及第二次戡乱战争结束为起点，整整三十年的时间才有可能充分的完善。

如今在诸多技术上上究竟卡在了什么地方，萧轩也并不是完没有谱。其实自己以前很早就知道因为自己知识结构的原因，在化学常识领域因为初中中考化学成绩严重不及格，高中的时候这更是自己的短板，因此此时整个大明在化工领域的积累几乎比空白也强不到哪儿去。

因此在官方刊物“中央月刊”上，崇祯二十一年新年的时候，萧轩准备了两篇后来影响很大的文章：第一篇是：“我们差在了哪里？”。文章中萧轩没有多少顾及的指出：我们的语言结构乃至整个思维方式都存在严重的问题，缺乏演绎思维和归纳思维，在日常中，我们有太多的忌讳、太多的类比。一些广南旧戏班，因为“伞“字与“散“同音，得叫“雨盖“、“雨挡“、“雨遮“、“雨拦“。又如船上人讳言“翻身、搁住“等字眼，于是把“帆“叫做“蓬“，把“箸“叫作“筷“。在民间，通常认为涉及到性行为及**官的词语是一种亵渎语，说出来有伤大雅，有教养的人都羞于启齿。在不得不说到**官时，要用“下部“、“阴部“等来代替。说到性行为时，也要用“办事“、“房事“、“同床“、“夫妻生活“等素雅词语代替，甚至连“拉屎“也在忌讳之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改称“大便“、“大解“、“解手“、“上厕所“，文言叫“如厕“等等，还有妇女之月经，人们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