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发现，日本、苏俄、英国、法国等东西方列强大国无一不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而这四国无不让中国人痛恨得咬牙切齿，而反观同样属于西方列强之一但却屡受围攻的德国，中国人和中国政府（不管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对其充满一种奇特的好感。首先，德国虽然也曾对中国发动过入侵殖民战争，但规模和带来的危害比起日、苏、英、法四国要小得多；其次，德国是西方列强里完成国家统一以及帝国崛起比较晚的国家（德国直到1871年才完成统一，而英国在三十年前就对中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了），作为后起之秀的德国自然屡屡地遭受英法苏（俄）等国的联合打压、政治孤立、外交丑化、经济封锁、军事干涉等群攻，这自然使得同病相怜的中国对其产生同情感，况且“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也是一条亘古不变的道理；第三，德国人的性格和在世界上的信誉要比英法日苏等国好得多。比如在非洲，为德国人做事的非洲人能获得不低于德国本土工人的薪水，而英法等国则完全是粗暴奴役，当地人被迫干活后一分钱得不到也非常正常的事情，德国人严谨、公平、认真、古板的国民性格比起自称是“上帝的选民”但却堂而皇之干着魔鬼撒旦事情的英法苏日等国赤裸裸的强盗嘴脸无疑要让中国人更感到能够接受和欢迎。而在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和中国签订了公平互利的平等条约的西方大国就是德国；第四，德国人拥有世界一流的军工素质和科技水平，工业发达也冠于全球，但其本土狭小且资源匮乏，而中国地大物博，却积弱久矣，工业和科技都十分落后，两国都有崛起强盛起来的决心和意愿，并且两国相隔万里，在领土争端、国家利益上基本没有较大的矛盾和冲突，因此两国屡屡联盟、取长补短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自清末开始，中德就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和军火贸易同盟。由于德国刚刚完成了统一，还没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因此德国对中国基本没有怀有帝国主义的殖民入侵野心，而中国也将德国看作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西方伙伴，清朝末期的新军编制基本都是德国武官制定的，清军装备的现代化的火枪、火炮、军舰也大多数都由德国生产，比如著名的克虏伯大炮、北洋水师的“定远”级装甲战列舰和“经远”级装甲巡洋舰，北洋政府的现代化军队也都是由德国教官顾问所建。甲午战争后，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对中国采取了与其他大国“趁火打劫、蜂拥瓜分”的态度截然相反的怀仁态度，清朝辅政大臣李鸿章也多次访德，以学习德国迅速强大的经验。另外，德国对中国的援助也不仅限于军事方面，也扩大到工业和技术交流领域。比如，来自西门子公司、克虏伯公司的德国工程师帮助中国建立了近代第一批的发电厂和炼钢厂；西门子公司的工程师在颐和园中安装了中国的第一盏电灯，北京的第一家自来水厂就使用着德国AEG电机和水泵。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前后，由于德国已经成功崛起，因此也有了帝国主义的扩张野心，中德关系就此陷入低谷，直到后来一九一八年双方互相宣战而彻底破裂。

北洋政府垮台和中国国民政府完成全国统一后，中德两国又再次携手。原因也很简单，经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国力被大幅度削弱，又陷入崛起之前的穷困、无助状态，而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仍然是东西方列强瓜分和殖民的对象。两个又穷又弱的国家因此不得不再次联盟起来，再次取长补短，以实现各自的复兴目标。此时的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连年混战状态，因此军火需求数量庞大，这就使得作为军火生产大国的德国开始着眼于打入中国庞大的武器和军用物资市场。另外，德国对中国的内政不感兴趣，双方政府也不会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发生冲突。与此同时，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也认为德国历史有很多地方值得中国仿效，德国的统一可作为国民政府真正统一中国的范本，因此双方一拍即合、再度联手合作。

这场第二次“中德合作”是从1920年开始的（第一次“中德合作”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中国的晚清政府、北洋政府与德国的合作）。

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建立后，中国是德国远东最大贸易伙伴，中德两国在去年（1935年）的贸易额超过2亿美元，而同年的日德两国的贸易额则不满1亿美元。德国急需中国出产的钨砂、猪鬃、桐油、锑、锰、锡等工业资源，作为交换，中国从德国这里获得大量德式武器，并且大批的德国军事顾问来到中国帮助国民政府建立现代化的德械军队以及指导蒋介石“剿灭共匪内乱”，因此历史上中国军队最精锐的德械师、中央教导师都是戴着德式M-35钢盔、拿着德式枪械与日军浴血奋战的（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曾预计建设三十个整编德械师以备抗战，后来这些精锐部队大部分都消耗在了淞沪战场和南京保卫战中），而中国工农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损失巨大也是因为国民军在德国军事顾问指导下实施了正确而有效的“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囚笼蚕食”战术，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战争、中原大战、平定两广事变等许多重大军事行动中也有德国军事顾问的出色表现。即便1937年7月中日全面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