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几天，余白离开酒店，搬回原来的小公寓居住，海运的衣物书籍也都送到了。房子收拾出来，她站在客厅中间四下环顾，书架，衣橱，写字台，除去一点在美国买的东西，以及些许租客留下的磨损痕迹，一切似乎又回到出国前的样子。

关于唐宁的提议，她自信已经做好拒绝的准备，就只等着他打电话过来了。

在她意想中，他们会先闲聊一阵。她可能会问起他那天早晨四点去看守所见的究竟是什么人，两人大约会就那个案子聊上几句，随后他便会提起那件事，问她：你考虑好没有？

此处应该留出一小段空白，好让他猜到她在摇头。有个心理准备，后面的话就容易说了。

你会找到更合适的人——她想好了要这样对他讲，听起来有点像那个普世通用的分手绝句——It’s,notyou.

至于唐宁会怎么回答，她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仅就多年的了解，相信他不会黏糊。他这人就这一点最好，她一直这样以为。

总之，一切应对都已经备下，只可惜唐宁没能配合她的演出。他并没有打电话过来，连信息都没有。

等了一天之后，余白甚至有一时的怀疑，过去两夜一日的经历是否只是自己喝多了做的梦，其实她根本没在吴东元的婚礼上遇到唐宁，也没去过他的办公室，更没跟他聊到三更半夜。以至于后来，她还真拉了那夜的聊天记录出来看了一遍。

当然，这些都只是她私底下的心理活动，是断不会让唐宁知道的。她不去找他，他便也不会来催，此人的策略，她怎会不懂？

那倒是正好，她对自己说，省得她费那一番口舌，不必再找什么理由，就这样慢慢淡了也是不错的。

眨眼便是三天过去，余白又回到BK上班。

事务所的办公室已经换了新地方，她去人事部办手续，领到新的工牌与电脑，分到新的位子。周围有许多还是过去的旧同事，但也有不少已经离职，换了几张新面孔。那感觉倒有些稀奇，既像是旧人，又像新人。

才刚安顿停当，桌上的电话便响起来。余白接听，是总代表的秘书打来，叫她上去面圣。

这总代表姓何，名其阳，说起来也算是她的学长，同是A大法律系毕业，只是年代久远，比她早了十几届，几乎谈不上同门之谊。此人升上这个位子之前，只是本地合伙人的时候，便与吴东元不太对盘。也正是因为这两人之间的那点分歧，叫余白有幸知道吴东元并不是没脾气的好好先生。但这知道的结果却并非是幻灭，恰恰相反，她正因为他的这点脾气，更添了对他的好感，不拉帮结派，不趋炎附势，凭能力和努力，是这职场里的一股清流。

此时，吴东元不在，余白只得一个人提着一口气单刀赴会。到总代表办公室门口，给秘书与行政送了小礼物，分了巧克力，再换上一个更谦恭乖巧些的笑，上前叩门。

何其阳正伏案工作，闻声抬头，也是十分客气，请她进去，又赐了座。几年不见，何代表的顶发愈见稀疏，但气色倒是很好，一点都不见老。余白自然不提头发的事，专捡好话说。何其阳开口也没有什么特别，只是欢迎她回来，又介绍了一些人员结构的变动。余白听着，一一记下。

还在总部时，她就隐隐听说这两年中国这边的团队有不少人离职，而上面似乎也有意要把摊子收一收，一旦有人辞职，headt就关掉，不再新招了。此时看起来，人头确实是比从前少了些。但看派头，他们仍旧是大名鼎鼎的BK律师事务所驻A市办事处，还是在市内最繁华的地段，最新最贵的楼里，用最好的办公家具，摆最昂贵的花束，休息区有江景的咖啡厅，健身房，甚至还有迷你高尔夫和一张大台球桌。

出了总代表办公室，余白穿过走廊，回到自己桌边。一路走来，四下所见都是装饰雅致，雇员体面，倒还真看不出要缩小规模的意思，大约总还有几年好日子可过。

此时已近午休时间，她才刚坐下，搁在桌上的手机便震动起来，屏幕上闪着一个陌生的号码。她对那串数字毫无印象，接起来听到对方说话之前，还以为会是唐宁。至于为什么会那么想，她自己也说不清。

“余律师。”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是，”余白回答，“请问您是哪位？”

“我是……”男人轻笑，似乎有些不好意思，“我是张一博。”

余白搜索记忆，毫无结果，她完不记得自己认识过一个叫这个名字的人，暂且推定是工作上的关系，礼貌答道：“哦，张先生您好，什么事找我？”

却不曾想那男人又笑来，反问她：“你根本不记得我是谁吧？”

听这口气似乎就不是工作上的关系了，余白又往别处想，还是没想起来。

“上周末吃喜酒，我给过你我的名片，”男人无奈，只好坦白提醒，“一直没等到你的电话，所以只好找了新娘子新郎官帮忙，希望你别介意。”

手机就贴在耳边，每句话都清清楚楚，余白却定在那里，许久不语。

直到男人又开口问：“余律师，听得到吗？”

“怎么会不记得？您是新娘子那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