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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几年秘密准备的黄巾起义，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被平定。大汉朝廷又一次显示了自己的威严。汉灵帝再一次感觉到自己的英明神武，大汉朝廷权威不容挑衅。

为了彰显自己的文治武功，汉灵帝决定改年号为中平，寓意天下安定。

中平元年。

在解决掉一次大的政治危机之后，统治集团内部总是其乐融融，一片和谐。该封的封，该赏的赏。

皇甫嵩拜左车骑将军，领冀州牧，封槐里侯，食邑八千户。

朱隽拜右车骑将军，任命为光禄大夫，封钱塘侯，食邑五千户。

卢植也官府原职，任尚书。

周义加封破虏将军，山阳亭侯。

曹操加封平寇将军，领济南相。

关羽因在灵帝面前表现突出，破格封为越骑校尉，汉寿亭侯。

典韦是以游侠身份前来助战，平定黄巾之后只拿了封赏，没有给官职。

关羽直接被编入北军武校，这是大汉正规军的主力，负责洛阳周边地区安。灵帝最喜欢重用关羽这样的平民子弟，有本事，同时还没有太多的政治根基，想要在官场上生存，只能紧紧的向皇帝靠拢。

周义虽然被封为破虏将军，还赐府邸一座。但是只是个闲着，并不领军，府邸还是原来周义从少府抢来的院子，只是给换了个名字，朝廷承认周义可以开府而已。

天下平定之后，大汉政治结构又回到宦官，外戚，士族士大夫，地方军人势力相互博弈平衡的格局。汉灵帝虽然昏庸，贪图玩乐，但是政治智慧确实不低。

东汉本来是皇权与士族共治天下，但是随着承平日久，士族不断壮大，社会根基越来越深厚，对皇权产生的制约力也越来越强。

皇权用来制约士族的官僚集团，也都被士族把持着。皇帝不想被士族制约，就只能培养自己亲近的人，就是宦官和外戚。这两种人的荣华富贵系于皇帝一身，更有私人性质的关系，皇帝当然更信任这两种人。皇帝就用宦官和外戚去对抗士族和官僚集团。

士族反制的手段就是不断的加强自己“以天下为己任”的象形，占据着舆论的压力。

宦官和外戚的利益往往还不一致，矛盾重重，所以又相互制衡。皇帝也只能交替的扶持宦官或外戚，维持平衡。宦官和外戚作为皇权的延续，压制着士族和地方军人的势力，同时宦官和外戚还相互制衡，保证皇权稳固。

汉灵帝就像一个杂技演员，同事把这四个球抛入空中，但是又能保证这四个球不掉落在地上。

大汉朝廷依旧沉浸在这种精致的政治架构之中，但是在更大的历史框架之中，危机正在快速降临。小冰期的到来，导致各地天灾不断，但是朝廷上依旧高谈阔论，民间的疾苦没有人解决。

朝廷的解决办法就是汉灵帝不断的下罪己诏，这也是儒家天人感应给出的解释。天灾一定是因为君王失德，自从汉武大帝万年下轮台罪己诏之后，汉朝好像就有这个传统。

但是大的气候变迁条件来临，罪己诏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皇帝下罪己诏之后，仍然天灾不断，导致皇权和朝廷的威信严重下降。无知的民众开始信仰民间的宗教，黄巾暴乱的太平教就是其中之一。士族集团不再对皇权产生畏惧，有能力这开始盯着这个最高的位置，以待天时有变，都想自立为王。

更可怕的是为了正压黄巾起义，朝廷把兵权，财政权下放。这两样东西放下去容易，收回来就难，各地小的起义不断，朝廷又没有能力派兵平乱，只能依靠地方自已解决。兵权和财政权牢牢的掌控在地方势力手中，再也回不到中央。

皇权的或者说皇帝意志的延伸是以庞大的中央财政作为基础的，在中央财政的基础上官僚和地方军人才会听命于皇权，现在把财政和军权下发，使大汉帝国本来就被士族壮大侵蚀的中央财政更加艰难。

卖官鬻爵也许正是汉灵帝和宦官外戚集团想出来，解决中央财政燃眉之急的方法。朝廷的官职就那么多，不管卖不卖都是士族的人把持着，皇帝说了又不算，还不如卖掉换点钱，增加中央财政。同时还能让士族们为了仅有的职位争夺狗咬狗，何乐而不为呢？

皇帝有正统性，有权力。

士族有钱，有社会根基，有名望，占据着伦理道德。

军人有武力，枪杆子里面自古有力量。

宦官和外戚作为皇权的延续，也拥有权力。

这五个政治集团各自抱团求生存，集团之间又斗的不亦乐乎。

周义作为旁观者当然知道这其中潜藏的危机，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中这中政治格局对每个人都有利，每个势力集团都守着自己的地盘不肯松口。

正可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局着迷，旁观者清。

但就如一句话所说，当下的安排就是最好的结果。这种格局是多方博弈出来的，周义知道弊端，但是没有能力改变。周义手中根本没有能够改变这种状况的资源，不管是政治资源，还是经济资源。

周义现在只是一个赋闲在家的虚职将军，职场相当的失意。

不过没关系，职场失意，情场得意。在周义死皮赖脸的不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