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叫吕文仲，生于上世纪二十年左右，赶上了国共合作的当口，我不知道他究竟有没有参加过面抗战，但至少赶赴朝鲜一定是有的。

我爷爷在国家的号召下，与万千男儿一起热烈响应，轰轰烈烈的加入了这支大队伍。

这支由彭司令员带领的志愿军，一路向北，横跨鸭绿江，赶赴朝鲜战场。

那时候我爷爷他们是第一批参与战斗的志愿军，他被编入的也是人数最多的步兵师，他亲口告诉过我，当时在密密麻麻人群构建的队伍中，他曾经亲眼见证过三军前彭司令抑扬顿挫的演讲。

我也很清晰的记得，当时他拿出那块已经泛白的肩章时，**着志愿军这几个繁体字时，那已经满是皱纹的脸庞上，不断流露出的深深的怀念与激动。

当然演讲内容他肯定是记不清的，到我这儿也就更不知道了。

他常告诉我，在那些战火纷争的日子里，并没有太多的故事，最常见的就只是冰冷的子弹与枪支。

甚至连战友不断的牺牲，逐渐都变的司空见惯，很多时候他们甚至没来得及悲伤哀悼的时间。

爷爷是作为川军被编入的，是一个个地地道道的巴蜀汉子，当时朝鲜冬日的寒冷是他此前从未经历过的。

而那时候的形式是紧张的连生火都不被允许的，取暖的方式当然也变的极为简单。

通常只能靠几十个战士紧紧的挤在一个狭小的洞窟里互相依偎，希翼从同伴身上获取一丝丝逸散的温度。

这时候撒尿排便往往就成了一件极为讨厌的事情，当时军中都普遍出现憋尿憋出病的战士。

后来还是上级颁发了在战士外出后，短时间内其余人不得占据其个人位置这条命令后，这种情况才改善了许多。

而这种寒冷的天气中，在难得没有战争的和平时刻，又会有些出人意料的某些好处，零下几十度的天气中，常会有战士因为天气过于寒冷出现冻掉脚趾头的事。

本着节约资源的原则，他们则会将这些脚趾作为饵料投入江中钓鱼，那时候的大自然是丰饶的，常常几下就会掉起一条十几斤重的大鱼。

所以一时间等待脚趾被冻掉，竟然也成了一股风气，不过这我也是当做笑话来听的，至于真实与否已经很难考证了。

不过最终，这场艰难的消耗战也在将近三年岁月的光阴下逐渐结束，随着《停战协议》的签定，爷爷也正式以排长的身份作为一名凯旋的战士踏回国土。

也正是因为这份不寻常的履历，我爷爷回到家乡后，顺理成章的当上了大队书记。

这个名头现在虽然看上去虽然不怎么起眼，但实际上，在当时算得上极为不错了。

在改革开放之前，村子通常被叫做行政村，一个行政村会分出几个生产作业小队，而村里则称为大队。

或者又由好几个村子合称为一个生产大队，当时的大队长基本上就是副村长级别的，而大队书记也就是村支书了。

不过我爷爷在我眼中，一直都是个慈祥的老人，因为我是他的小孙子，所以总会比其他同宗的堂哥堂姐受到更多的疼爱。

不过近些年在我父亲的口中，逐渐长大的我也了解到爷爷似乎也不是一个完人。

当时作为一个几乎可以在周围几个村子里只手遮天的大队书记，而且腰间更是撇着枪杆子的人，很长一段时间他都过的极为滋润。

因为我爷爷在任的时候，我父亲也才刚出生不久，所以很多事实际上他也不太清楚。

但可以肯定的是，当初我奶奶是不愿意嫁给我爷爷的，所以后来很可能上演了一出类似于恶霸抢媳妇的事。

不过对于这事我并没有太多成见，毕竟要不是他老人家出手如此果断，也不会有现在的我。

当然，也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导致了在那黑色的六六年中，他成为了前几号被批斗的对象，不但连乌纱帽丢了，他腰间那把整日揣着的，并擦的锃亮的勃朗宁也被很干脆的缴获了。

而且老宅中积蓄的资产，也被红卫兵扫荡了个干净，但这件事我了解的也极为匮乏。

当然这些都是轻的，可能有更残酷的事并没有人愿意提起，至少我后来了解到的这些事要吓人的多。

我实在难以想象我爷爷是怎么挺过来的，不过这场轰动国的闹剧终究还是结束了，那时候我父亲都已经成了十几岁的小伙了。

当然，我们家也彻底成了贫下中农，除了空荡荡的房子和一小片田地外，几乎再无他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