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受苦，我的仇人却幸灾乐祸。

我怜悯人类，自己却得不到怜悯；我在这里受惩罚，没有谁怜悯，这景象真是使宙斯丢脸啊！

我有罪，我完全知道；我是自愿的，自愿的犯罪的；我并不同你争辩。我帮助人类，自己却遭受痛苦。先不打了我会收到这样的惩罚：在这凌空的石头上消耗我的精力，着荒凉的悬岩就是我受罪的地方。

你要有自知之明，采取新的态度；因为天上已经立了一个新的君王。如果你说出这样尖酸刻薄的话，宙斯也许会听见，他虽是高坐在天上；那样一来，你现在为这些苦难二审的气就如同儿戏了。你要安静，不要太夸口。你聪明绝顶，难道不知道放肆的唇舌会招致惩罚么？

难道你不知道，普罗米修斯，语言是医治恶劣心情的良药吗？如果话说得很合时宜，不是用来强消臃肿的忿然的，倒可以使心情平和下来。

人们一般不会对离自己太远的事情产生同情心理，而是会对面前的血腥场面有强烈的情绪产生。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会对一个人残忍地杀害宠物的场面义愤填膺，而不会对原档——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的原始部落中饿死的100个人——产生更大的同情心理。

当一个人陷入唯我论时，他当然就霸道、暴虐、任意妄为，但是如果明白自己一个人无法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那么就不能任性，而是要克制自己的性情，这就是主体间性的结果。

写作：

世界上无奈而令人愤怒心痛的事情有很多，而自己受苦，仇人却大摇大摆地落井下石，暗自开心算是其中的一件了。很多时候，人和人之间都有种一种博弈的关系，因为人总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为一切行为的出发点，而人和人的利益之间又分两种情况，重叠和分离，有共同利益出现因此能合作，利益冲突则会引发矛盾和对抗，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在不断地变化之中。

俄刻阿诺斯劝普罗米修斯要认清时局，及时服软，以免遭受更大的身体和精神折磨，这点和中国古代的一句俗语“识时务者为俊杰”异曲同工，皆强调时势的重要性。我认为应当客观地来看待，也不能一味地看重时局，时势的确可以造英雄，但若真的是为逃脱霍乱而顺势而为，风往哪里刮，就往哪里倒，岂不成了墙头草？如此既不仁又不易，免了小灾祸，但大灾祸怕是不久将至。

说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倒是想到以前在网上看到的一些讨论，大意是，一个学生，会对比自己高了一两分的人产生嫉妒，但基本对比自己高了一两百分的人就只有羡慕和膜拜了。好像真的是这样，跟自己相差的不大的人，你会不自觉的开始设想，推测在进一步就能达到一样甚至更高的高度，会对造成稍稍落后的微小误差耿耿于怀，但基本不会十分关注与自己差距甚大的人的动态。可能人都有局限性，视野往往被局限于一隅之地，不愿意也无所谓远方的景象，只囿于眼前一米的阳光，哪管海上的晨曦朝阳。

笔记：

对舆论进行分析的起点，应当是认识活动舞台、舞台形象和人对那个活动舞台上自行产生的形象所做的反应之间的三角关系。这就像是一出戏剧，演员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各行其是，剧中的情节是在处理演员的现实生活，而不仅仅是他们的舞台生活。那些动人的形象往往要用非凡的技巧来突出内在动机和外在表现的双重戏剧效果。

切斯特顿先生说：“现代社会天生就是不稳定的，因为它所依据的是所有的人都将殊途同归这一观念。……就像任何罪犯的头脑中都可能隐藏着一个完全不为人知的罪行一样，在任何一个郊区小职员的家里或帽子底下，都可能保存着一种完全不为人知的人生观。第一个人可能会成为一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会感到自己的躯体像是一部令人毛骨悚然的及其一样生产着他的思想。他火线旁听一只闹钟单调的滴答声一样生产着他的思想。第二个人可能会成为一位‘基督教科学家’，他会莫名其妙地认为自己的躯体还不如自己的身影来的真实，到最后，他很可能会认为自己的四肢是一种幻觉，就像高烧不退时梦见的一些游动的毒蛇。”

假如现实与人对现实的反应联系得直截了当、形影不离，而不是迂回曲折、若即若离，人们就不会知道还有什么犹豫和失败；假如我们每个人都想胎儿包在子宫中一样附着在世界上，萧伯纳先生大概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除了十月怀胎之外，没有人还会像照料一棵植物那样照料它。

写作：

关于对舆论分析的起点的讨论，其实也是在讨论着人这个因素在不同情形之下的能动性表现。活动舞台是基本的背景，舞台形象是对事情既定的预期，对形象的反应就可以看作是人能动性的反应表现。舆论产生在公众之间，形成一种，非强制性的，潜移默化的，能深远影响并不断扩大自身影响领域的氛围，然后又反过来影响着公众的行为模式，言语偏好，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

当代年轻人交友特别中是一个观念——三观，即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人的原生家庭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个人的价值取向，进而塑造一个人的三观；而成年后，随着教育层次的加深，社会阅历的增加，接触人际圈子的影响等等因素，三观逐渐在原有基础上发生变化，并最终逐步形成属于自己的，基本固定的三观模式。